1952年2月10日，阴，有零星小雪。上午9时许，在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至少有两万人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市体育场。

这一天，刘青山、张子善作为共和国反腐败开国第一刀的当事人，已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刘恒山——刘青山的一奶胞弟，在农村基层工作了一辈子。记者在河北省一个叫观音堂的村落里采访了刘恒山，旧话重提，老人感慨万端……

两万多人目睹枪毙刘青山

今年83岁的刘恒山，河北省南樟村人，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解放后，当过公安员、村干部，他仕途上最大的职务是村党支部书记。

左拐右绕，费了好大的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那座清落的小院。

“刘青山是我的一奶同胞。你们看，这就是他当年在天津一家照相馆里照的相片。我们哥儿俩从小就没了娘，相依为命给人家当长工，后来就先后参加了革命。那时候参加革命，就如同把命拴在了裤腰带上，脑袋说掉就掉。他是先出去的，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高蠡暴动，那场暴动可是死了不少人。他是从尸体堆里爬起来的。我哥他14岁那年就入了党，后来去了延安。我是16岁入的党。天下得来不易啊。可是革命胜利之后，他却没有经受住考验，变了心，忘了穷哥们，贪图起个人的享受来。后来就犯了事儿。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了，你们也都知道，结果就给‘咔哧’(枪毙)了。”

1952年2月10日，已经是9点半钟了，零星小雪还在下着。但这时离开会的时间还差近3个小时，主席台还空着，人们就这样等着。

一支又一支歌在体育场的上空此起彼伏，其中有一支歌，许多老人至今还能哼出来。那支歌的名字叫《两条道路由你挑》。

其实严格说来不叫唱，叫嚷，然而这效果、这气氛也正跟那歌浑然一体。

中午12点整，当时河北省法院的宋志毅审判长出现在主席台上，他庄严地在麦克风前站定，整个会场便安静了下来。宋审判长高声喝道：“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电令，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进行公审！”

随即一声令下，刘、张便被押上了审判台。刹那间全场两万多人仿佛同时屏住呼吸……刘青山、张子善戴着亮闪闪的手铐出现在众人面前。认识他们的人仿佛已忘了以前他们曾是什么模样了。他们的精神早在半年多以前的监审期间就已经彻底的垮掉了……

“刚解放那一年，我从老家到天津去看过我哥哥。”刘恒山平静地回忆道：“那时候他的家已经搬进了小洋楼。具体什么街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在他家里看他们连自己穿脏的衣服也要堆在盆里等别人去洗，心里就有点不痛快。这成什么样子了？我这个人就这么个脾气，若是碰到看不惯的事，甭管是亲哥儿俩，也非得弄出个所以然来，结果我就把那盆脏衣服全都给抖落到当院儿，也寒碜寒碜他们，结果还闹了老大的不愉快。”

“当年杀他是对的。我也是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的老同志了。我能说什么呢？”刘恒山陷入沉思，他说：“在召开公审大会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并看着刘、张成长，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同志曾找一位老同志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向毛主席说说，就不要枪毙了，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当时那位老同志说，这事儿中央已经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同志坚持要这位老同志向主席反映反映。这位老同志说，如果一定要反映，那我就陪你去向毛主席说。黄敬同志没去，他只要这位老同志把他的意见转报毛主席。这位老同志只好如实向毛主席转达了黄敬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听了黄敬同志的这个意见之后，意味深长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是多么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

“砰！砰！”两声枪响。刘青山、张子善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刘恒山回忆说：“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那时是村党支部的书记，就带着村民们在村里搞了个灵堂，那时候全国都这么搞，我还亲手做了个大花圈摆放在灵堂里，全国哀悼的那天，我就站在毛主席遗像前，从心里头向他老人家默默地保证：毛主席啊，您放心吧，咱刘家有记性，再不会出贪官了。咱穷人的天下得来不易呀！我抗过日打过老蒋，我知道咱这天下是用一颗颗人头，一滴滴鲜血挣来的呀……”

刘青山后人靠政府抚养金长大

刘青山被枪毙了，那么他的后人生活如何？

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后，老人答道：“我哥死后，那一家是爹死娘嫁人啊。我无儿无女，就把我哥的那几个孩子接了过来，是我给带大的。当然政府也没忘了刘家的后代，刘青山被枪毙之后，这几个孩子一直拿政府的抚养金。‘文革’期间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孩子的抚养金一度被中断，后来我找有关方面申诉此事，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后来也都补发了。现在他们都在忙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都挺好的。小三至今还跟我一起生活。”说着，老人拿出一张从国外寄来的贺年片，“你看到了吧，这是小孙子寄来的，这小家伙词儿还挺多，字写得也挺漂亮的，比我们那阵可强多了。”

1952年刘青山被处决时，老大刘铁骑7岁、老二刘铁甲4岁、老三刘铁兵仅几个月。三兄弟先后跟叔叔刘恒山在老家安国县南章村生活。

据刘青山结发之妻范勇(参加革命前名为樊桂兰)介绍，刘青山被处决后，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她传达了省委电话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并联合通知，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抚养。”1952年的15元，基本上能满足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费用。

1962年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增多，范勇去省委要求增补生活费，省委决定给刘铁骑每月20元，铁甲、铁兵每人每月15元。这50元一直保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

1965年，刘铁骑报考了北京石油学院。当时石油学院招生办设在南开大学，招生办的老师拿着刘铁骑的成绩单觉得很纳闷，这是考清华的成绩，怎么报考石油学院？再看家庭情况，大吃一惊：“父亲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被政府处决。”招生老师顿觉事情严重，连夜返回北京向校领导汇报了此事。学校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同意接收刘铁骑入学。

“文革”初期，范勇的家被“红卫兵”查抄，在校读书的刘铁骑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在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老二刘铁甲“文革”前上高中二年级，“文革”后期在老家务农，用其母范勇的话说，就数铁甲吃的苦最多，也数他最能干。他去东北编箩卖艺，脚上穿着单鞋，两只手冻得不成样子，在冰天雪地中走街串巷遭了大罪。1976年，廊坊市石油天燃气管道局在内部招工，刘铁骑给刘铁甲报上名，刘铁甲由此成为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刘铁甲现在华北油田二连输油公司维修处电工班任班长。铁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岑，中专毕业，现年30岁，已婚，在管道局承包的苏丹某项工程中任财会人员。老二刘岙，中专毕业，28岁，在上海管道局与日本合资兴建的一家公司搞集装箱运输。

老三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曾想入伍参军，因父亲的事被刷下来。不久县里给了他一个指标去曲阳煤矿下煤窑，才得以农转非，后调回安国。他有3个孩子，两儿一女。

在刘恒山老人家，巧合的是，记者也见到了前来照顾老人的刘青山三子刘铁兵。他告诉记者，他们兄弟3人现在生活得都很好，大哥铁骑现在武汉工作；二哥铁甲“买断（工龄）”以后和儿女去了上海。

刘青山胞弟没拿过一分钱的工程回扣

老人接着说：“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尽管我只是个小小的村党支部书记，官不大，但心里头装得也是他老人家‘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我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觉悟。忘了这一条，就会跌跟头。刘青山不就是跌倒了吗？”

老人接着说：“那时候，办公室的墙上就只有‘为人民服务’这5个字，可干起工作来就总感觉到有股子约束力。我听说，现在个别干部的办公室墙上却热衷于挂什么‘难得糊涂’的条幅，我看他并不是什么‘难得糊涂’，而是实在糊涂，或根本就是一脑袋浆糊!在我当村党支书那一任上，成天没白没黑地忙乎村上的事。为老百姓办事，我敢说，我连一顿酒、一顿饭都没在别人家喝过吃过。那些年，我曾组织村上的人搞了座桥，没拿过一分钱的工程回扣，干得也挺起劲。当时，如果有谁要是敢动那建桥用的一捧水泥或石灰什么的，我都得跟他们急，非骂他个狗血喷头不可。桥建好了以后，有的村民就对我说，你帮俺们搞了桥，俺们就把你的名字刻在上面吧。好像古时候就曾经有人这样搞过。我就对他们说，为老百姓做事，那是共产党员的义务。弄座桥就把名字搞上去，共产党可不兴搞这一套。现在回想起那些往事来，有时一想起那些往事，心里还是很感动。总之，一个人只要为老百姓干了好事，老百姓就会记得他们的。”

记者手记

2004年12月9日，药都——河北安国。

冬日清晨的安国宁静、清冷，我们很难在大街上找到出租车，最好的代步工具就是三轮摩托车。

观音堂村距离安国市区不太远，穿过几条街道司机下车说：“打听打听你们要找的人家吧，已经到村口了。”

正好这个时候有两个中年妇女站在村口，我们便上前打听刘恒山家。

“刘恒山？不认识。是这个村的吗？是不是后搬来的？”

打听不到，我们僵在了村口。正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妇女突然问：

“刘青山还是刘恒山？”

我们马上感觉到一线希望。

“刘青山是他哥哥。”

“那我知道了。就是那个老头啊！……”

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刘恒山的家，一个清静但已经荒落的小院子。

在那间阴暗的小屋里，我们并没有向老人透露真实身份。在进屋以前，刘铁兵（刘青山三子，刘青山死后由刘恒山将其抚养成人。）就告诉我们：“最近这些年来过不少记者，有些报道不真实，他看了接受不了。加上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婶儿过世，他精神上就一直不好。你们别太刺激他。”

就在我和刘恒山聊天的当儿，摄影记者趁机拿出相机给他拍了一张特写，没有想到突然亮了的闪光灯惊到了老人，他马上警觉起来，连连追问我们要干什么，究竟从哪儿来。说话时他很激动，眼见着手已经伸向床边的炉火钩子……不得已，我们赶紧让摄影记者退出了房间。

当我就要起身告辞的时候，老人还在问：“他（指我们的摄影记者）走了没有？”我们连忙告诉他，已经走了。在刘铁兵的招呼下，我们离开了刘恒山的小院儿。

离开刘恒山的家，刘铁兵请我们去他家坐坐。一路上很多上了些年纪的人都和刘铁兵打招呼，一个劲儿地询问刘恒山最近的身体状况。话语间听得出他们对刘恒山的关心。采访结束的时候，刘铁兵一定要送我们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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