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核辐射救治方面的研究……如果实验药品或者放射源被这些人接触、破坏或者散失，哪怕是一点点的泄露……”

■“我一辈子的心血都投入到放射所的科研事业，我要用我的生命来保卫它，我愿跳进信息港挖的大坑里保卫国家的财产！”

民工撬门闯入核辐射救治基地

2004年12月2日下午1点，冬日午后的太阳懒洋洋地照射着大地。宋力坐在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放射所）的传达室里注视着出入大门的人们，宋力在这个所工作了十七年，调到值班室已经两年有余。

几个民工摸样的人走进放射所的大门，他们手里拿着施工工具。这些并没有引起宋力太多的注意，因为所里实验室正在装修。

刚进大门的民工并没有走向所里的施工区域，宋力发现那几个民工拿着白灰沿着所里预留的科研用地画施工线。宋力走过去问：“你们在这里画线干什么？”民工告诉他：“盖楼”。

宋力在放射所的传达室向《法制早报》记者叙述了他从12月2日开始看到的一切。听说要盖楼，宋力赶紧向后勤处长核实。

“盖楼？我怎么不知道呢？”接到宋力的电话，放射所后勤处的处长赶紧奔到大门口看个究竟。但是，民工只是低头干活，对于处长的问话不理不睬。

为安全起见，值班人员立即关闭了东大门。

1点20分左右，得到报告的放射所副所长张剑虹也赶到现场。民工告诉张他们是保定地区的施工队，他们接受天津信息港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港）的委托进行施工，其它概不回答。

下午1点30分左右，放射所的保卫人员发现消防泵房门被撬，胸前挂着天津信息港科技创业有限公司工作牌的人强行占领了消防泵房，并私自接装380伏的电源。

12月3日早晨，信息港的施工人员开始搭建施工围墙，围墙使放射所通往科研楼的道路不足一米，致使放射所职工上班推着自行车都难以通过，运送试验用品（如蒸馏水等）的汽车根本无法进入。

12月4日，信息港的施工人员将施工围墙搭建完毕。

12月5日21点40分，信息港的施工人员将放射所的南大门整个端起，轰隆隆地开进一台大型挖掘机。从此，信息港的施工人员从这个门随便出入放射所。

12月6日早晨，信息港的施工人员在放射所院内科研预留地开始挖地基运土，扬着灰尘的运土车和轰鸣的挖掘机昼夜不停，施工车辆和人员自由出入放射所的南大门。

至此，放射所已完全失去对南大门和所里部分区域的控制。

哪怕是一点点的泄露……

12月10日上午10点，《法制早报》记者赶赴天津，走进放射所，呈现在眼前的是深达三四米、总面积三千平方米左右的大坑。看上去土方工程已经结束。施工时不知挖断哪里的管道，大坑里多处涌水。

大坑里几个民工正在忙着挖出一条条引水小渠，水集中到一处后用水泵不断向大坑外排水。

记者看到，两个二十来岁的年轻民工正在紧挨着放射所储存剧毒实验药品的仓库弯腰挖坑。

记者走向前问他们：“你们在挖什么呢？”“找水管子！”两个民工扭头告诉记者。

“你们知不知道这房子里存放着剧毒实验药品？”

对于记者的询问，两个年轻民工茫然地摇摇头。

当记者离开时，那两个年轻民工抗着铁锨赶紧走开了。

记者找到信息港招商处，看到两名工作人员透过落地玻璃门在晒太阳。询问他们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告之：“领导都不在，可能去北京了。”

在工人的指点下，记者找到施工指挥部。两个负责人模样的工作人员要求记者出示证件后冷淡地说：“我们无可奉告”。

当记者问到他们是否有开工许可证以及其他政府批准手续时，一名工作人员不耐烦地说：“我们正在办理之中”。

在放射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发现距离刚刚开挖的大坑不足十米的地方就是该所储存放射性同位素的密封井，剧毒药品仓库离大坑也就是三四米的距离。

“因为我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核辐射救治方面的研究，所里存放的实验药品和放射源具有易燃、易爆和辐射性；平时在我们科研人员规范、科学的操作下不会产生任何危险，但是，现在信息港的施工人员随便出入我们的实验楼，如果这些实验药品或者放射源被这些人接触、破坏或者散失，不仅仅危害我们放射所所有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更为可怕的是可能给天津市的公共安全造成不可估计的潜在危险。如果放射源被无知的民工损坏，哪怕是一点点的泄露，那疏散的可能就是大半个天津城。”去年8月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放射所科研人员张文艺焦急地告诉记者。

“从12月2日开始，我们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地工作，不仅仅为我们自己，也为那些不知真相的民工生命安全，更为天津的公共安全焦急”。

在放射所里，多位科研人员向记者表达着同样的担心。

12月10日中午10点30分，卫生部核事故医学应急中心第一临床部主任吴莹在其办公室接受了《法制早报》记者的采访。

吴莹告诉记者：“那片科研预留地所里根据卫生部的要求准备建设‘国家级核辐射救治基地’。现在，信息港将那片土地强行侵占施工，不仅给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交付给我们的任务怎么完成！”

放射所负责研究核辐射救治药物的王荣先教授，她1965年从南京药学院（现在的南京药科大学）毕业后就到该所工作，至今她在这个所工作了将近四十个年头。提起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王气愤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自从12月2日开始，王荣先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到实验室，下班后反复检查几遍才离开，下班后她心里还是感觉不踏实，有时晚上还要来所里转转。

王荣先告诉记者：“我非常担心我的那些学生，我真担心出事”。

一直坐在王荣先旁边的研究生周晓亮担忧地告诉记者：“从12月2日开始，我整天也是提心吊胆，因为民工随便进入科研楼，随便拿东西，真害怕我们那些瓶瓶罐罐万一被民工拿走，那就麻烦大了！”

“放射所”历史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1968年该所由北京迁址到四川简阳，1984年，该所再次迁址“落户”天津南开区。放射所“落户”天津时，该所周围还是长满荒草的苇塘。放射所党委书记张爱丽向记者介绍了该所的历史。

自1959年建所以来，该所担负着我国放射医学相关基础研究、临床病人救治及诊疗研究等任务，是我国放射医学研究领域的国家级学术机构。

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起，放射所曾先后参与了我国多次核试验的有关基础及临床救治研究。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放射所接到卫生部命令，派一名放射医学专家携带该所研制的放射损伤救治药物“蜂龄胶囊”，前往参与辐射损伤病人的救治，为国家赢得荣誉。目前，“蜂龄胶囊”这一药物已在减轻肿瘤病人放疗副作用中广泛应用，并且被列为国家核辐射事故医学应急救治药箱储备药物之一。

卫生部于1997年发文，在该所建立了卫生部核事故医学应急中心第一临床部。

当前国际恐怖势力活动日益猖獗，反恐斗争形势也日趋激烈，我国政府和领导高度重视国家的安全及人民的生活安定，投入巨资建立更加完善的一系列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和具体措施。

该所直通卫生部的应急电话24小时专人值班，随时听候卫生部应急中心的指调。

根据卫生部2003年11月12日致天津市人民政府的卫规财函[2003]242号函，放射所临白堤路大约四千平方米的科研预留地，在卫生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编制的建立化学中毒与核辐射医疗救治体系规划中被将定为“国家级核辐射救治基地”。

两年前签下惹祸的协议

国家预留的科研用地怎么会被信息港公司开发建设大楼呢？

对于记者的疑问，放射所的党委书记张爱丽拿出一份2002年7月10日放射所与信息港签订的一纸协议说：“惹祸的就是这份两年前与信息港签订的协议”。

协议中约定：放射所将院内的4200平方米土地作为合作条件，信息港出资金，双方合作开发这片土地。

协议签订后，由于种种原因，合作开发的相关手续没有办理下来。2003年8月12日，针对2002年7月10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放射所与信息港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中双方约定重新签订合同，并且，在新合同签订之前，信息港不得擅自开工，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信息港承担。

2003年11月12日，放射所接到卫生部下发的[2003]242号文件，就此，双方的合作搁浅。

2003年11月17日，放射所向信息港发出了解除合作协议的通知，但信息港不予接受。

2004年4月2日，天津信息港科技创业有限公司将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告上法庭，要求放射所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

2004年12月2日，在法院审理未判决的情况下，信息港强行进入放射所科研预留地开工挖大坑盖大楼。

记者观察，放射所的这片地紧挨着繁华的大马路，如果这片地开发后用于商业经营，确实有着非常大的商业潜力。

记者拿到一份天津信息港科技创业有限公司的公司登记挡案，根据档案显示：天津信息港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为私营性质，法定代表人为马国伟；注册资金300万元人民币；行业代码：技术推广服务；行业门类：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从整个工商登记材料上，记者没有发现该公司具备开发房地产或者经营房地产的任何信息。

我要用生命保卫它

在记者接触放射所的工作人员时，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一位退休的放射所老教授走到记者跟前，他拉着记者的手非常激动地说：“我一辈子的心血都投入到放射所的科研事业，我要用我的生命来保卫它，我愿跳进信息港挖的大坑里保卫国家的财产，我们一定要讨个公道！”

在和信息港无数次交涉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放射所的全体人员向天津市他们所有能想到的部门递交《紧急请求书》，他们想依靠政府法律的手段来阻止信息港的违法行为。

放射所日益严峻的发展事态，使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领导如坐针毡。

12月10日下午，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宋学民以及该院的党委副书记林长胜从北京急赴天津市市委、市政府协调此事，他们寄希望于当地政府能够妥善解决这个危机。

12月11日下午4点，天津市政府办公厅的杨姓秘书来到放射所，取走该所《关于天津信息港科技创业有限公司强行闯入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科研预留地被强行施工情况的报告》。

放射所里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离休老同志、为我国科研工作做出过特殊贡献的老教授步履蹒跚相互搀扶着，涌向放射所三楼的会议室，向杨秘书反映他们的紧急情况和担忧。

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同志声泪俱下地说：“平时天津城里随便盖个鸡窝都有人管，现在信息港的人在我们院子里挖了这么大的一个坑来盖大楼，怎么没有人管啊！这可是国家的土地、国家的重要科研机构啊！”一位曾经为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研究抗辐射用药的药学专家愤怒地说：“如果要以头破血流才能保住我们的科研用地，我也在所不惜。”

“我们没有看到施工许可证”

信息港的施工是否有合法的政府批文呢？12月10日下午，《法制早报》记者带着疑问赶到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

该局的办公室主任马战英告诉记者：“我们目前不知道放射所的这个事情，我们会抓紧时间调查”。

记者赶到天津市南开区建筑管理站，该站工作人员李学勇告诉记者：“我早上九点才从领导那里拿到放射所的反映材料，中午给信息港的人打电话要求他们过来说明情况，但是，等了一天，也没有看到信息港的人影”。

对于这个项目的合法性，那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问题应该去问规划局”。

12月14日下午3点，天津市南开区建委派人到放射所现场勘查。12月15日，记者电话连线天津市南开区建委市场监察站的李广渝科长核实情况，李科长告诉记者：“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信息港的施工许可证，我们在做进一步调查。昨天，我们给信息港下达了停工单。”

但是，记者电话询问放射所，放射所党委书记张爱丽说：“今天早上，信息港还在继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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