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种种问题，主要缘于政府的权力未受法治的约束：正是由于“掌勺者私占大饭锅”。

郎咸平为国有企业改革开出了一剂新药方：新法治主义。什么叫“新法治主义”？郎解释说，以法治来规范每个社会群体，从而让每个群体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下发挥其创造力。”

中国确实需要法治，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当然也不例外。上市公司无所顾忌地圈钱，国企老总肆无忌惮地侵吞国有财产，确实缘于法治之缺失。因此，中国确实应该建立法治的游戏规则，使每一经济个体都能在法治化的规范下运作，而不会侵害他人利益。即使侵害他人利益，也必须照样赔偿。

因此，郎咸平下面的话也是很有道理的：健全的自由市场秩序是相对完善的法治秩序的结果。即以郎咸平所研究的信托责任为例，一个人之所以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钱交给别人去打理，原因在于，他确信，在法治框架内，即使他的权利和利益被侵害，到最后，法官也可以给他及时而有效的救济。

但是，法治是什么，我们怎样才可得到法治？郎咸平的说法是，世界各国法治化的建设都不能离开政府的推动。因此，目前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呼吁限制政府权力，是一种错误的跳跃性思维。在法治化还未完成之前，政府的退出将给老百姓带来可怕的劫难。

听起来不错。法治当然需要借助于政府的权力来发挥作用，即使在法治秩序已经非常完善的地方，政府也不可能退出法治领域。

不过，经济管制法律在中国似乎已经相当完善了，政府已经制定了证券法、基金法、银行法、公司法，洋洋大观。但我们没有得到郎咸平所向往的法治。正因为此，政府才将法治政府作为一个长期目标提出来。

理解法治，确实需要稍微复杂一点的头脑。政府退出固然得不到法治，但政府强力推动也未必能带来法治。问题在于，政府推动的方向是否正确，力道是否拿捏得恰到好处。法治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既需要借助于政府的权力来强制执行正当行为规则，但同时，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这些正当行为规则同样适用于政府自己。

因此，用哈耶克的话说，法治不是一种有关法律是什么的规则，而是一种有关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规则，亦即一种“元法律规则”或一种政治理想。法治不等于制定法律，光是严格执法也未必能得到法治，关键在于，政府自己也接受规则的约束。因此，法治其实是约束政府之管制行为的规则体系，而唯有如此，政府必要的管制才是有效的。合乎此一法治精神的政府，才可能是有效的政府。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种种问题，主要缘于政府的权力未受法治的约束：正是由于“掌勺者私占大饭锅”，所以，才会有官商合谋瓜分国有资产的事情。也正是由于民营企业受到政府过多管制，才会有种种公开与变相的贿赂丑闻。可以说，学者们要求官员约束自己的任意权力，恰恰是法治化的前提。

这也是另一种有进有退：权力退而法治进，而郎咸平所谓的“新法治主义”，跟他开出的其他药方一样，本来正确的逻辑总是在某个地方被他莫名其妙地转换。

（作者系《中国新闻周刊》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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