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诉说一段“汉语法学的心灵经历”，它收集汉语作者的文章17篇，时间跨度近一百年，编者以“真正是乏善可陈”为之作评，可谓痛彻；外加译文5篇，恰以《未被认识到并且未获承认的精神遗产》一文收尾，似乎暗示了对于新状况的开启。不过“思来者”还是其次的事。这段“乏善可陈”的学术历史无言诉说着的故事，正因为它的静默无言，才显出它主宰时代精神状况的力量。

故事分作三个时段讲：

朱显祯作于1929年的《德国历史法学派之学说及其批评》可以作为第一个思想时段的代表。那时尚且没有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强制，在这一点上，它算得上是自由思想的时期。但是这“自由”很快就碰到它的限度。因为面对西方文化的“胜利”，当时一般的环境很快构造起一堵目的论和能动主义的围墙，这个目的论的结构不自觉地支配了当时的“自由”思想。朱文指出，“有时，立法者所创立之法令，为人民所梦想未及者。此种现象，在立法者之智识与人民之智识间，大有径庭之时，又或社会有激变之时，固所常见，不难例证之也。”这正是作者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素描。　　

第三篇往下直至文集第一部分结束（除去陈爱娥的文章），则都可以划归第二个思想时段，并以薛伦倬的《历史法学派述论》为其极端、为其典型。在政治意识形态宰制的思想氛围之下，故事在这里是一段傀儡戏，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因为“轻佻和庸俗”、因为不是真正的马家的历史，就被“轻佻”地打发了。　　

再往下整个第二部分“理念梳理”都属于第三个思想时段。它既远离上世纪之初的盲目理想主义，也与仍然发生影响的第二时段保持距离，其特征是借以反思的繁多的学术资源，极大地丰富了思维。

《萨维尼的历史主义与反历史主义》一文所引用的资料，从它的丰富性讲，可以作为第三个思想时段的代表。这些宏富的资料被用来刻划“历史法学的形成机理”，但在这个部分，却几乎没有涉及萨维尼本身的思想，岂非文不对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萨维尼理论的“内容”本身的理解。谢文恰恰放过了这个实质的方面，没有在实质内容上下功夫。故而“历史的反历史”这一凸现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悖论的表达式，成为这个时段自由思想的标题。内容的缺失，这正是为百年法学内在历史的最好注释。惟其如此，才会对于法律自身意义的空疏化“举重若轻”，对于人们的思想来说，构不成一个问题。　　

如此论断这部文集的内容，是否言过其实？也许对这个故事的轻忽，正是对这无言历史的续写。关于《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这部文集的用意，编者写道：“编选这样一部文集，由西方之旅通达中国心思，循教训以求教益，述既往而思来者，也算是无益生涯中的一件有益之劳了！”如此看来，编者多少欲以这部文集结束一段“乏善可陈”的历史。由此，文集的出版真正是汉语文明的一桩思想史事件。不过新故事的窃语，往往要比既往的历史来得更为静谧。

《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许章润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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