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反腐倡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比如有十多个省市的政府向社会作了公开廉政承诺，很多地方政府和属下官员家属签定了业余生活监督协议。

但事实却是，无论“监督协议”如何地尽善尽美，“承诺”如何地触及灵魂，痛斥如何地声色俱厉、义正词严，腐败现象依然是愈演愈烈。盖其原因，无非是“痛斥”或“承诺”模糊了公共社会里所应有的“公德”与“私德”的分野。

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分析了：若是在资源绝对短缺的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存有道德，而必定地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若是在资源极度丰裕的社会里，道德或有或无都不重要；惟有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社会里，道德是重要的，这是维持一定社会秩序的必要调节手段。是的，在资源有限的社会里，必须遵照一定的规则分配资源，否则，人人以邻为壑强取豪夺，社会秩序必定荡然无存，人类何以繁衍。显然，休谟在这里所指称的“道德”是属于“公德”的范畴。

早在在古希腊的城邦时代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的私人领域就已泾渭分明，公共生活如选举、辩论和诉讼经常在广场上遵守一定的规则进行。与古希腊不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公”与“私”之间是不大分得开的。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私性的社会，一切以“已”作为中心，把群己的界限相对化、权利与义务混为一谈。于是有平时痛斥腐败的人，自己的亲属腐败了，不但不“斥”，反而代为隐讳，更有甚者是将亲属腐败得来的钱财拿来大肆挥霍；很多的贪官污吏，在家里是一个好父亲、好儿子，但在“外面”却干着贪赃枉法的勾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格分裂的现象呢？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同样是腐败行为，得先看看腐败主体是谁，若是自己或自己的亲属，那就是“能干”，若是他人，则“痛斥”之。费孝通先生断言，这种公私不分的德性制约了中国社会文明化的步伐。

随着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大，私域与公域有了各自的空间，界分不同领域的不同道德准则成为必然。梁启超最早定义了，“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私德调整的是私人活动和私人行为，公德强调的是应当善待他人、善待公民群体。对普通百姓来说，不善待父母只是“缺德”，其损害范围仅在很狭窄的领域之内；而对于手握公权的官员，若再“缺德”，就可能对社会造成广泛的损害了。而官员“缺德”了，仅“痛斥”之，则是从私德类推公德、以私德否定公域了。

对公德的要求，等同于法治的诸原则，现代法治国家，须将公德化为法律，以法治来约束公共领域的败德行为。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就曾大声疾呼，提倡善群利国的新道德、把惟善家庭的私德于公德的统辖之下，“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公共社会里，对官员的制约应该从公德上着手，而所谓“痛斥”、“协议”、“承诺”，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官员的私人道德，岂不是缘木求鱼、对制止腐败哪能有半点效果？

（作者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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