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特定年代里知识分子的遭遇，打上“往事××××”在市场大行其道。人们对各种各样“往事”的关注，事实上也是整个当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观照。

纵观人类的历史，很多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年代的熔炉”里，被改造成意识形态所认同的“当然”。“当然”，是时代话语所追加给知识分子的身体认证，知识分子“应该”是怎样的？知识分子因而被时代话语描绘成各种理想中的形象。这个“应该”，把个体熔入到整个集权的话语里面去，最后使得个体的生存状态也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而现在，“当然”变成了“本然”，大家把所有追加的“应该”变成了“本来”，因而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与时代主流话语所不同的“个人的话语”得到关注，站在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合唱”式的表达变成了“独白”，“独白”就意味着拒绝“同化”，崇尚精神的自由与独立。这也许正是《文化自白书》里最严正的立场，也是著者用心之所在。

作为以一部小说《桃李》而迅速在文坛声名鹊起并为大众人所熟知的青年作家张者，当评论家还在津津乐道其小说中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欲望与权力的精彩描绘时，身为新闻记者的张者已不失时机地推出这本对当代知识分子代表的文化访谈录，似乎在印证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明察秋毫。至于由小说换成口述实录般的文化访谈录，不过是“文体”的同异而已。访谈的对象，都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巴金、杨绛、周汝昌、张中行、冯亦代、张岱年、张中行、贾兰坡、黄苗子、茅于轼、张开济、冯骥才、王利明……来自各个领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所幸的是访谈者并未唱高调，倒是这些“名家”在访谈所及与“公众想象”相悖的地方让让我们感到意外：巴金晚年躺着病床上感言“长寿是对我最大的惩罚”，这话后面不由有刻骨的悲哀，在当年的《随想录》的手稿本上，恢复删节的一些句子，在《病中集》手稿本的第192页，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维护宪法，我也有根据宪法保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平时大吹大擂，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这样的话在今天来看也是惊世骇俗的，回过头来看巴老的喟叹，流露出是作为战斗者的孤独，那种孤独是每个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都曾有过的；杨绛在访谈里淡淡地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够好，女人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让一个女人挂上作家的光环容易，可是把一个作家还原成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却很难，平常的话里透露出的些微自卑和愧疚，似乎淡得近乎无法察觉，但话锋还是杨绛式的质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杨绛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而刚刚故去不久的张岱年，访谈里有些细节至今让我们感动，据说学生要送他一枚印章，便问老师要刻上哪几个字时，他想了会说：“就刻‘直道而行’吧。”这四个字也成了张岱年先生一生的写照，斯人已去，那次成了他人生里最后的一次采访，访谈里有一张照片，在很大的客厅里，到处都是书，张岱年只占去一角，看到下面有一行字“张岱年的寂寞从有哲学就开始了，一个人守着一屋子的书”。这样的“细节”里常常让我们从习以为常的“名人光环”里走出来，走近另一个也许不为我们所知的“精神空间”，那个空间有苦痛，有失意，有孤独，有愤懑，当然也有疗救的努力，这是个接近“常人”的空间。

似乎这些小事，凑起来成为另一本《世说新语》，亦未可知。古人有以“品藻”立品之高下，在这本“自白书”里可以说是卸妆上场，我口述我心，在平易的话风里勾勒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巴金的真诚与愤懑，杨绛的倔强与孤独，达观的黄苗子的“齐死生”，……不过这次“个人话语”占了上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未生长在“田园”里，他们始终处于精神的两极里，一端是遥远的“理想”，一端是现实，在各种观念与人格的碰撞里，而这样的“自白”也就近于“呐喊”的，个体的声音是微缈的，和而不同，许多个破碎、锋厉的声音连结起来的合声，是一整代甚致数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道路。

《文化自白书》/张者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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