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美先生在1954年初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借调到国务院政法委办公室的，但去不久就又被借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在54宪法颁布50周年的时候，记者专程走访了董老。“我对当年的事情记忆犹新。”董老在接受采访时说。

国家主席年龄定在35岁

在1954年宪法制定时，能参考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主要就是1936年的苏联宪法。因而1954年宪法中有1936年苏联宪法的痕迹，有的问题后来看是有问题的。如“序言”中关于过渡时期的提出；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的问题；居留权的提法等等。

在这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也参考过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就关于国家主席需要多大年龄才能担任的问题，当时在北戴河田家英同志让我打电话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说“你们查一下资产阶级国家元首是多大年龄才能担任的。”董成美查阅了一些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大多规定35岁到40岁以上，后来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国家主席的担任年龄就定为35岁。

1982年宪法又将这个年龄提高到45岁，这是考虑到国家主席需要政治比较成熟，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

总之，1954年宪法的通过是具有伟大的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它为我国的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毛泽东建议不用文言文

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是很重视的，并认真考虑的。例如当时军队系统的同志提出在国家有四种所有制前加上“主要”两字，这就可以包括我们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封建所有制，甚至奴隶所有制和原始公社制。当时，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这个意见很好，应该加上去。”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宪法内容和文字都是仔细推敲的。例如全国人大职权中有“决定战争与和平”一项，毛泽东主张把其中的“与”字改成“和”。毛泽东说“与”字是文言文，鲁迅就很少用这个字。还是改为“和”字好，后来就改为“决定战争和和平”。在1982年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中，也有人提出两个“和”字在一起不好，应把其中的头一个“和”改为“与”字，但考虑到当时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因此没有改。1954年时，还请文字专家吕淑湘推敲，他也认为“与”字改为“和”字好。

刘少奇作报告被禁止抽烟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由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同志抽烟很厉害，田家英告诉他，做报告时不能抽烟，刘少奇听后说，噢，那我得先抽足烟，因此他在做报告前抽足了烟，报告完后又接着猛抽。

从9月16日开始，全国人大代表对宪法草案和宪法草案报告进行了讨论。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1954年宪法，并由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发布公告，向全国人民公布。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这样诞生了。

田家英酒后透露毛泽东身边事

在54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参考了苏联1936年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这时，毛泽东决定要对草案的条文写一个解释性的材料，经过毛泽东的同意，由田家英带领董成美等十人到北戴河中共中央疗养院进行工作。此时一本杂志登载了一篇从苏联法学杂志上翻译来的关于1936年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情况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看得很仔细，用钢笔划了许多他认为重要的地方，有的地方划了两道，还加上圈的。他对苏联全民讨论中关于宪法草案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和国家机构部分划了好几条笔黑线。后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批示立即给北戴河的田家英等人看，看后退给他。

大家当时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也是很愉快的，田家英平易近人，常爱开玩笑，他知识面很广，吟诗猜谜，文人作风，大家叫他田夫子。他喝酒很厉害，常常喝醉，毛泽东都知道他喝酒厉害。有一次他去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见他来了说，田家英来了给他最厉害的酒。田家英的酒量很大，一小瓶二锅头一口气就能喝完。他喝醉酒后不会乱说、胡说和耍酒疯。他曾对董成美说：“我酒醉心明白。”长期跟随毛泽东，他锻炼得十分慎重，他说：“主席要求很严，我作为他的秘书，不能出一点差错。”朋友曾劝他少喝酒，对身体没有好处，也难免会出差错。有一次他喝醉之后，讲了毛泽东的一些事，醒来后嘱咐董成美说：“中南海里的事不能讲出去。”他常常一夜能把苏联民法教材看完，看完后就喝酒，第二天早上就向董成美提出这本教材的好处和不足之处。他没有专门学过法学，但能提出许多令人吃惊的意见。

各地用火车、飞机运送修改意见

在进行了近三个月全民讨论中，参加讨论的人有1亿5千多万人。提出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整理的意见共138万条，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将这些意见编辑成25大本。其中的许多重要意见单印成册，连夜分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同志。

当时全国28个省市（台湾省除外），14个直辖市，内蒙古的自治县、许多县、市都成立了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山西省组织了近一百万人的宣传队伍，四川省作报告就达16万多次，各地对宪法草案的意见都用长途电话、汽车、火车、飞机，尽快送到北京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国家也花了大量的经费。当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编辑组有四五十人参加整理全国送来的宪法草案修改意见，董成美教授是编辑组的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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