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曾回忆：“那个时候，中央决定重大问题时，毛主席、周总理常问：是不是符合宪法？”

制定1954年宪法时，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宪法通过后能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时，代表们也都表示，衷心地拥护这一伟大的宪法，并愿为其完全实现而奋斗。但也有的代表存有疑虑。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顾虑是不无理由的。

1954年宪法施行的头3年，各方面的重视情况都是好的。彭真曾回忆：“那个时候，中央决定重大问题时，毛主席、周总理常问：是不是符合宪法？”

这3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各项职责，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讨论决定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与预算，综合治理黄河的方案等，促进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可以说，这几年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人大工作开展较好的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比较正常，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顺利发展。宪法的实施初见成效。

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未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便由党内作出决定实行了。

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起，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了，从此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大搞群众运动，“人治”的思想抬头，不再那么重视宪法和法律了，有时甚至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例如，1958年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审查批准的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中，钢产量的指标为624.8万吨，比上年增长17％。而会后不久，毛泽东就找人谈话，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为1070万吨，即比上年翻一番，并把它写入了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公报上。由此引发了一场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和“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极大混乱和损失。

又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涉及改变宪法规定的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等问题，却未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便由党内作出决定就实行了。在此之后，党内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民主集中制遭受破坏，而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的家长制现象不断增长。这种状况，严重危害了党内民主，也给国家民主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1958年之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不能按期召开，立法工作基本停顿下来，监督工作更是流于形式，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陷入低谷，宪法被虚置。

民主法制遭受严重破坏，既是“文化大革命”的因，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果。“文革”一开始，便停止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活动。1966年6月12日，康生在一份关于召开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请示上批示：“和民主人士谈，大会不定时间，集中力量搞好文化大革命”。从此，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的活动被停止达8年之久。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被停止活动的时间更长，人民委员会被摧毁，由所谓集党、政、军、审判、检察权于一身的“革命委员会”取代。1954年宪法可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发生了畸形的演变，造成了经济停滞、专制横行、人民遭殃、动乱不止的严重混乱局面。

在那个年代，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失去了保障，不仅普通的公民，就连全国人大代表包括他们选出的国家主席、委员长和副委员长，也都被任意批斗、侮辱，有的身陷囹圄，有的被迫害致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被揪斗时，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污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是，这时宪法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这是历史的悲剧，国家的灾难。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

为什么1954年宪法施行3年后就被废弃了呢？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是一部过渡时期的宪法，大约可以管15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当时预计向社会主义过渡大约需15年左右的时间)。在1956年提前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这种说法就给人造成宪法已经过时的错误认识，从而使一些人认为再实施这部宪法已经没有必要了。那时，大家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存在许多不足，没有认识到宪法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是人民权利保障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合法权源，治理国家决不能离开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它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并且党自身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宪法实施的关键。但在当时，一些领导人缺乏这样的观念。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来维持秩序。”不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结果宪法形同虚置。

1954年宪法的命运，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和教训，值得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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