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挤是大城市通常的城市病，解决这一问题单单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未必有效。可以设想，面对交通拥挤的既成事实，在经济状况许可的前提下，购买私家车可能是个体的理性选择，但是，更多的私家车必定又会加剧交通的紧张程度，这又进一步促使更多的个体必须使用私家车，如此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是博弈论中经典的“囚徒困境”。从个体理性出发却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

打破交通拥挤中的“囚徒困境”，必须依赖于更高一级的集体行动，政府力量的介入是具有合理性的。最近有报道，国家发改委《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高公共交通效率，抑制私人机动交通工具对城市交通资源的过度使用。

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是以政府采取某些行动为前提的。但是，政府如何行动，是一个比政府是否应该采取行动更重要的问题。正如休谟早已指出过的，由应然推不出实然，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并不等于政府的任何行动都是合理的。如政府在对交通的管制中，“抑制私人机动交通工具”就是一个荒唐的举措。

政府作为唯一的、具有采取强制性行动的合法性的庞然大物，其不当行为往往对社会造成严重的恶果。为此，判断政府行为是否合适，必须以法治作为衡量准则。一般而言，政府管理社会通常使用的手段是制定规则，规则的实施能否契合既定的目标姑且存而不论，至少，规则必须是在一不确定的期限内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在规则面前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会从某项规则中特别受益，也不容许任何人会从某项规则中特别受损，这是对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是否合理的最低考量标准。

依据这一原则，“抑制私人机动交通工具”是一个不具备合法性的措施。交通拥挤是谁造成的？是街上所有的出行者，包括走路的、骑自行车的、坐公交的、政府的公车、企业的公车以及私车，要缓解交通状况，必须是制定对所有的出行者都同样起作用的规则，即便从权利与责任对等的原则来看，私车也无须为交通拥挤负全部责任，为何单单只限制对私车的使用呢？可以想见，若是这一政策实施了，公车的使用者必定从中受益、而私车的使用者却要为之付出代价，这种政策显然是不公平的，它侵犯了私车所有者的权利。

而且，即便是限制了私车，在长期内交通状况未必就能改善。可以想象，短期内交通状况暂时是可以得到缓解，但是，这势必激励更多的集体单位购置车辆，以充分占有政府禁止私车上街所创造的“租”，于是交通必然慢慢恶化，进而更多集体单位必然购买更多的车辆以应付开始拥挤的交通，终于交通又会越来越拥挤，进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依旧走不出囚徒的困境。

（作者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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