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与经济活动一样，也需要一个自由市场，政府不能干预更不能主导。

最近，三位著名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科技部存废的看法，把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变成了关注焦点。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摆脱计划体制，但是在科技方面，计划体制不仅没有退场，而且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加强。这种用以权力为依托的计划体制来发展科技的做法在国外也被称为计划科学体制。

实行计划科学体制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之一，是计划科学体制直接阻碍了经济发展。在中国，计划科学体制像计划文学体制一样，没有能够产生出一个诺贝尔获奖者。还没有一个实例能证明计划科学体制比市场科学体制更能推动科学的发展。用计划科学体制来发展科学欲速则不达。科学事业一旦全部依偎在一个巨大的权力卵翼之下时，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官僚机构下，政治路线与专业路线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且无不以政治路线获胜而告终。

结果之二，是政治挂帅。政治需要凌驾于科学之上。权力的介入必然导致科学研究的政治化，导致政治目标与标准取代科研的目标与标准。科技官僚的责任，首先在于维护国家机器和自身既得利益，因而成为创新的阻力；其次才是关心科学发展。在计划科学体制之下，科学家们常常被迫去追求权力、职称、待遇、经费，而不是致力于独创性的科学研究。当政府成为科技成果的唯一和最终的认定者，不存在民间的、平等的和交叉的认定者时，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大、学问大，迫使科学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追逐权势。得不到权力，就作不了科研；得到了权力，则整天文山会海，内外周游，还有什么必要、时间和动力去作研究？其工作也由科研变成牵牵头、署署名、领领奖、拿拿钱而已。政科不分，其后果与政经不分、政学不分、政教不分别无二致。

结果之三，是科研机构官僚化。科研事业由学术本位变成官本位。科研经费从来都是拨给有权位的或有特定关系的科技官僚。在计划科学体制之下，所有的科学家都是政府雇佣的，职称是政府认定的，工资是政府发给，选题方向是政府规划的，经费是政府提供的。结果是把平庸的科学家变成高明的政客，造成优汰劣存的逆向选择。上面的官员给下面的科学家发号施令。官僚及其机构成了婆婆，科研人员成了小媳妇；学官成了主人，学者成了仆人。如果按照官僚组织的行政级别方式来组织和运行科研机构，科学的事业就变成了政治的事业。

为什么如此理想的体制在结果上适得其反？因为这种体制违背了政治的法则，也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内在法则。根据政治的法则，政府的责任是负责提供国防、外交、法治等公共物品。科学研究在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公共物品，不必、也不能由政府来提供。

科研是无法计划的，科学研究是独立、自由的研究者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是开展科研的前提。有位先贤说过：自由是科学之母。国家的强大程度与其自由程度成正比，科学的繁荣程度也与科学家们的科研自由程度成正比。有了自由的制度，科学就会自动得到发展；没有自由的制度，科学发展不起来，因此也无法振兴国家。计划科学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就是取缔了民间科研的空间，占据了创造性思想自由驰骋的疆场，把民间的多中心的自主科研活动，变成了以权力为单一中心的依附性科研活动。

科学研究与经济活动一样，也需要有一个自由市场，政府不能干预，更不能主导。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绝大部分是民间的成就，是来自民间的需求，来自民间的智慧，来自民间的经费。政府的作用在于创造一个自由的科研环境，而不是把科学家和科研当作发号施令的对象。发展科学技术，不需要计划科学体制，而需要能最大限度调动科研所需的首创精神的市场科学体制，给民间更大的空间，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让科学更加自主。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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