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前往《华盛顿邮报》做访问记者的李希光，对于美国这份著名报纸，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从该报拒发他的评论性文章，到这份报纸“妖魔化中国”的种种具体表现，不一而足，似乎他此次访问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一次“卧底”——深入到被批判者的心腹，做掌握确凿证据的揭发者和见证人。伴随着“妖魔化中国”这一流行词汇的持久争讼，李希光和他的伙伴完成了一次民族主义情绪的代言。

几乎与《妖魔化中国》面世同时，蜗居国内的几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也以激进的态度表达了一种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合著的《中国可以说不》据说销量达到了300万册。一个叫房宁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这几个年轻人的情感和观念“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是许多中国青年的共识”。

“妖魔化”和“说不”的手册得以出炉，的确和彼时弥漫在共和国上空的民族主义情绪互为因果。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在中国都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90年代初它在本土重新崛起，是诸多不健康的话语指向中最具煽动力的一种。

孙中山曾称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缺少凝聚力。而民族主义者似乎是最团结的一群，他们同仇敌忾、慷慨激昂的姿态，极易给人造成一种奋进自强的假相。《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这本书也正是“以祖国的名义”，号召大家加入“民族的新世纪大合唱，为中华的奋飞而高歌”。而在所谓“后殖民时代来临”的言说背后，真正受到批判的是“全球化”这一现象本身。除了拒斥全球化而外，一种轻言用不择手段的战争来保全民族利益的观点也大行其道，另一本民族主义代表作《超限战》所受到的欢迎，说明了盲目乐观的尚武精神和缺乏人道的战争规则在中国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按照学者陈大白的观点，梁启超和孙中山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两个不同源头，后来一度汇流，但在他们身后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支脉。

而通常我们将这两个不同的支脉分别称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目前在现实中国跳跃的民族主义者无疑更接近于后者。如果单从他们的言论片断看，你会惭愧于自己的不够民族大义。不过，只需稍微靠近，你就发现他们均热衷于宏大叙事，对抽象的民族和国家概念满怀敬意，而具体到活生生的民族共同体中的个人，他们也会划个三六九等，如果一不小心被他们认为是“汉奸”或“卖国贼”，下场会很惨。当然我也愿意相信，如果有适当的土壤，他们恣意的话语暴力会变成现实中的手足行动。

除了对“人”本身的关怀阙如外，狭隘民族主义对制度和价值层面的建构也表现了惊人的漠视。对民族国家简单认同的表象下，是粗暴的排外实质。针对想象中的仇恨异邦，互联网提供了能使口水升级的最佳平台。而现实中的某个突发事件，又常常成为将这种虚拟空间已泛滥的情绪转为上纲上线行动的契机，譬如“西北大学辱华事件”、譬如“赵薇军旗服事件”。除了少数代表性的民族主义者，那些追随者更像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盘散沙的实质其实没有改变，他们只是在沙盘上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集体狂欢，各种来由的愤怒、抑郁、苦闷、冲动都从民族主义这个排气管中释放出来，然后他们拍拍屁股走人，并不改变对本民族国家内他人的淡漠。一个话语暴力的演练场而已，并且具有由言语转化为具体行动的巨大可能性。《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因此可以看作是一剂消毒良药。

《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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