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进行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时刻。

铁证如山

1946年9月，为了查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第一个在法庭登台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许多中外同事逃离南京避难的时候，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威尔逊留了下来。他目击了日本人在南京的血腥屠杀。

曾经到南京实地调查的美军上校托马斯·莫罗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约翰.马基神父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到的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在法庭上，这段影像资料被检查方面作为物证当庭放映。

约翰·马基神父的作证和他所出示的胶片资料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惊愕不已。

杀人机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还接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作证文件，那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拍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

这封电报是德国投降后盟军搜查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是发现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所有法官都非常重视这份电报，并给了它很高的评价，因为它是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是与日本结盟国家所提供的。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防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结语是这样说的：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这部“野兽机器”高速度、达马力地开动了长达6个星期之久，中国南京变成了人家地狱。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整整20天里，是整个法庭审讯过程中最沉重的时刻。除了那些日本战犯，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军队会突然像野兽一样发疯？

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特殊情况是日本在上海的“淞沪战役”中吃了亏，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让他们感到吃惊。到了南京，日军就用大屠杀的手段来摧毁中国军民的这种抗战心理，要制造一种恐怖。

随着法庭调查露出血腥罪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日本军队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审理让日本国民深感震惊。

荒唐的“哥哥弟弟”理论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讯中，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组织了一系列反证证人，试图为他所犯下的罪行开脱。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奇怪的“日本哥哥和中国弟弟”的理论，他说：“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所谓‘亚洲大家庭’中兄弟之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回心转意。我的守则可归结为：在上海地区的斗争目的仅仅是征服反对我们的中国军队，至于中国的官员和国民，根据可能则应得到安抚和保护。”

检察官莫罗对松井石根在法庭上阐述的“哥哥弟弟”理论感到十分好笑，他质问道：“请问，‘弟弟’对‘哥哥’的‘爱’反应如何？”

松井石根回答说：“‘弟弟’没有理解这一点，对‘哥哥’的‘爱’一点也不感到高兴。”

对于如此荒唐的逻辑，检察方面认为根本就不值得驳斥。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制作的判决书中，对于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做了如下决定：

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6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松井石根有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残暴与兽行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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