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3日、24日夏淑琴起诉日本作家松村俊夫和亚细亚大学教养部教授东中野修道名誉侵权案在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开庭审理，这是第一次由我国受理的涉日赔偿案件。

时至今日，战争依旧在与人类相伴而行。人类是否能永远告别战争，远离暴力与强权下的恐惧，将取决于人类是否能从每一次劫难中增长更多的理性。当年道出“法制时代，先审后斩”的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的梅汝璈先生曾经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编者

……疯狂的、惨绝人寰的屠杀。一个日本军人在南京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家的院子里，举起只有一岁的小女孩儿，直直地摔到地上，襁褓中的她无声地死去。她的母亲、15岁的大姐、13岁的二姐被强暴后，相继惨死在寒光闪闪的刺刀下，爷爷和父亲也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咿呀怪叫的身着黄色制服的日本士兵几天内以各种非人的方式将这座城市里的30多万老百姓残害。夏家周围的邻居举家消失在这个世界……

这就是1937年12月13日的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的一个血腥片断。夏家九口人中，8岁的夏淑琴和4岁的妹妹夏淑云是唯有的幸存者，夏淑琴在被刺中左肩、右腰和背部三刀后，因昏死而躲过此劫。

“灾难发生前，从大人言语中，我有种浑身发颤的恐惧预感。但是懵懂的我、4岁的妹妹和13岁的二姐躲在我们仅有的大厚被子下，抖着嘴唇讲着不知道什么内容的故事，借以互相安慰。很快，他们（日本军人）用脚踹开屋门，我亲眼看见爷爷和父亲的惨死，尤其是1岁的小妹被举到门外摔死，我和四岁的妹妹哭出了声音，他们听见，用刺刀使劲的捅过来……等我醒来，首先看见被扒光了衣服的二姐流着血横死在我的脚前，全家只有4岁妹妹的哭声……”夏淑琴老人掏出手绢捂住浑浊的眼睛，没有眼泪。

初见夏淑琴

2004年11月22日，在距离南京大屠杀67年纪念日还有20天的时候，记者在花店订制好了一篮代表《法制早报》全体员工心意的鲜花之后来到老人的住所。

一进门，夏淑琴的二女儿张学霞马上问，看见她母亲没有，记者很诧异。原来老人早早地去了门口的公交车站，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老人回来，第一句话是：“真对不起，我没有看见你进来。”

没等记者问什么，她就很快、很有条理地复述起幼年的一幕幕惨剧。老人讲到每一个动情的环节，浑浊的眼睛里透出的是坚强，她说：“泪是流不出来了，眼也快哭瞎了。”

死里逃生后的生活

7岁的夏淑琴在浩劫中死里逃生，幼小的她懂得了生命的宝贵。她苏醒后14天里，一边儿忍着3处刀伤的巨痛，一边儿还得照顾妹妹，她们靠着家里剩下的锅巴和水缸里的生水，也靠着意念生存了下来。

“夏家还活着两个小鬼！”一位从“老人堂”（老人院）的出来的奶奶惊呼。这位老奶奶收留了她们。

夏淑琴的舅舅聂光忠得知消息后，找到她们姐俩儿。“舅舅看到家里那些基本腐烂的尸体急得发疯，最后找到一个棺材，一个协会组织给了四块木板，又用家里大橱，草草把丧事处理了。从此我们一直在舅舅家生活。”

1952年，22岁的夏淑琴经过“同志们”的介绍，与南京下关公安六分局的张鸿章结婚。那时夏淑琴喜爱学习。当时又没有工作，就一边儿操持家务，一边儿参加“组织”上组织的学习班，她只要有时间，就写啊画的，很认真，丈夫张鸿章也支持她学习，支持她成为知识青年。夏淑琴说：“我从小没有读过书，有这么个机会就要好好把握。”那一阶段，她确确实实地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1960年，“组织上照顾我们家，安排我到南京市中山陵管理局做园林工人，从此我有了自己的收入和独立的工作。”但不幸的是，1979年，夏淑琴的老伴儿张鸿章病逝。这时他们的三个孩子都还没有工作，家庭的负担又一次重压过来，夏淑琴甚至有些喘不上气。恰在此时，中山陵管理局因为调整，夏淑琴不得不面临“内退”，当时她的月工资只有24元。之后，夏淑琴又找了几份临时工作，“每月多挣百八十元，贴补家用。”她说：“劳动是光荣的，即使给人家扫地也是光荣的。”

与日本右翼势力抗争

1994年，夏淑琴应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约请，准备去日本参加一个由日本人组织的和平集会，去做个历史见证人。

“在日本，我把我的经历和见到事实全部讲了，我身上的三处刀伤也给他们看了。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那段历史，好好反省。”

回国后，夏淑琴觉得应该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那段历史，正视那段历史，在朱成山的安排和支持下，她多次参加国际和国内的各种相关会议，以自己的苦难经历，唤醒更多的“有侵略战争倾向的人。”

“其实，我没有必要那么做，我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说到这儿，老人又一次用手帕捂住眼睛。

说到11月23日的诉讼，夏淑琴老人的眼里透出一道很深的光芒。

“我想不好，有些日本人，特别是那些右翼势力，为什么想否认那段历史呢？我控诉那时的日本法西斯暴行，他们竟然污蔑我是‘假证人’，这是在骂我、侮辱我。”

“19日下午，我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了美籍华人张纯如的追悼会，我感激她能够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悲惨，同时，我又想到那位曾经在南京工作多年，在大屠杀中成为‘中国妇女保护神’的美籍华人魏特琳女士，她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死亡的形式也是一样的，难道这还不能警醒那些有不良企图的日本人吗？”

“您对即将开庭的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呢？”记者问。

“提到这个案子，我脾气就不好。从2000年，我做好准备起诉那两个日本人，就一直催律师和找法官，好长时间也得不到准确的回答，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们这儿的报纸上说，‘夏淑琴的案件有头无尾，太可惜’，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我不断的催促之下，马上就要开庭了。不管这个案子能否胜诉，如果日本方面不能履行判决，我也将不会退缩，我要坚持和那些侮辱过我又拒不赔礼道歉的日本人斗争到底！”夏淑琴老人决绝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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