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晚9时许，云南文山州砚山县维末乡派出所民警陆雄因一言不合，当街拔枪，制造二人死亡一人受伤的惨剧（《法制早报》2004年11月18日6版）。凶杀骇人听闻，作为个案，有司自会处理。但有三个细节虽小但却耐人寻味：其一，目击者称，凶杀发生在乡政府门口，该乡党委书记刘志勇和派出所所长史泽刚都在场，但事件发生后，他们不是紧急送人去医院，而是溜之大吉；其二是，事后砚山县公安局与蒋家“协议”，赔偿5万元让蒋家于12日前（注意，受害者死亡还不到48小时）将蒋下葬。其三，记者在该乡采访，刘志勇竟公然撒谎说自己不在，后被记者识破。而被指为政法委书记的另一位彭姓人士更阻挠采访，威胁说如果记者对他们造成“影响”，就“要负责！”

三个细节引出三个问题，一、作为一地领导与治安官员的书记与所长，职责所在，该当何为？二、公安局不急于履行职责处理刑事罪案，却逼迫受害者下葬，意味深长。而作为受害者家属的公民，面对“政府”（县公安局）要求“配合”，又当如何是好？三、彭姓书记口中的“影响”是何种影响，又影响何人？三个问题答案不言自明，其实说的是一回事。也就是官员的职责是什么，官员的追求是什么（还怕受“影响”？）以及公民该对政府做什么（如何“配合”）；而如果将双方身份简化公民（本案受害者）一方，与政府一方（乡政府、派出所、公安局、警察、所长、书记），就可以把它归结为一个问题：公民该如何“配合”政府，公民与政府之间究竟存乎何种关系？而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法学命题。

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关系，比如父母子女之间，本乎天伦；一种是人定关系，比如政府人民之间，本乎宪法或法律。某种意义上，政府好比“全民所有制公司”，而官员只是作为平均持股的股东——公民的雇员，官员为公民服务就像雇员为雇主服务一样天经地义。正像公司偶尔会有一两个不合格甚至违法乱纪的雇员一样，官员中有一些不合格甚至作奸犯科的也无需苛责。只是，从屡见报端的体制性警察滥用暴力、刑讯逼供，官员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来看，作为“公司高层”的党和政府是应该大力惩治了。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央着手“制度反腐”的决策才愈显及时，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与建设“政治文明”的努力才愈发重要。因为，这是真正符合现代社会诉求而又与我国传统思想相契合的“公民——政府”关系构建，也是真正的与时俱进、亲善待民的善举！

自文明肇始，如何对公民与政府间之关系作一恰适定位，就是人类知识英雄与实践英雄所关注之要旨。在中国，是“以民为本”，在西方，是社会契约、民主政治、主权在民、有限政府、三权分立、以法治国、保障人权、宪政国家。无论何者，民都是政府之本，并且是其监督者与所有者。我们中国目前的使命是如何将两者对接汇流，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法律政治文明。然而，考之古今中西，本案中地方政府给钱要公民“配合”的要求，都不知典出何处。我们看到的只是当地某些官员的凶残、麻木、自大与无知，以及面临（来自政府）侵害时公民的无助与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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