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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谁主导中国足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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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 200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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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死了”,人们不约而同地说,没有一点悲伤,甚至有一种如释重负、彻底解脱的感觉。

11月17日,当国家队队员使劲往香港队球门射门时,每一记入球无疑都踢进了中国足协大小官员的心窝,因为只有出线才能巩固十月曾经压倒改革派的成果。他们眼睛虽然在球场上,但是心中却装着徐明他们。在这个战场上,另外一个战场的幽灵贴身紧逼,那就是改革派的逼宫。

在这之前,人们已经彻底死心,11月17日之战是胜是负,除了中国足协之外没有人会揪心,甚至非常矛盾地希望中国队不出线。有媒体评论说,在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中被埋葬,这是中国足球队最好的归宿,假如中国队真的出线,对于中国足球有百害而无一益,只能给毫无作为的官员们脸上贴金,使早该暴露和根治的足坛丑陋和痼疾继续被敷衍和掩盖。

中国足球活该失败。当终场哨声想起时,人们终于无声地浅笑了,球评家发出高兴的声音。只有中国足协彻底心凉了,这是另外一种绝望,曾经的胜利得而复失的绝望。

一根救命稻草也找不到了

绝望是一种彻底的断裂。徐明他们这些足球权贵曾经与权力结盟从中渔利,权力对于他们是双刃剑,现在这把剑只会刺伤他们,他们彻底绝望了,因此成了中国足协和现有足球管理体制的反对者。现在球迷彻底死心了,11月19日香港多家报纸都将一幅悲伤的内地女球迷的大幅照片放在头版。

中国足协的心思也彻底冰凉了,连一根救命稻草也找不到。11月17日晚《中国体育报》记者通过书面方式,对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进行了采访,11月18日维拉潘在书面回复中指出,出局给中国足球上了很好的一课,有助于推动中国足球改革。

早该死的国足死于广州天河,但国内联赛还要继续改下去,内战和外战本来就不是一个“爹”的。按照《国际足联章程》,中国足协应该管的是外战,国内联赛与它八杆子打不着。其实这个道理中国足协也懂,所以成立了中超委员会,但是本来由中超委员会掌管的国内联赛却被中国足协“爬灰”了。如此这般去看,改革派踢开中国足协搞企业联赛并无不可,并无需承担“另立中央”的罪名。

中国足协掌管了国内联赛才造成如今的局面,中国足协应该来个脑筋急转弯,探照灯不能只照别人而不照自己,退一步海阔天空,只有中国足协只管外战不管内战才是出路。依我看重视联赛还是免了,这就像一个人有了痨病却需要女人,越给女人痨病越重。

哄哄改革派

几乎大部分人不相信中国足协改革的真诚。17日深夜徐明接受采访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足协对于改革的种种提案,还是没有具体实质的内容,对于改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他们没有确定一个改革的具体方向。中国足协正式对外公布了中超深化改革工作小组和协会深化改革工作小组名单,在两份深化改革工作小组名单当中,中国足协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催促改革的各家中超俱乐部只占小组当中的少数席位。别说改革是全体的事业,12家俱乐部都应该参加;退一步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参与扑腾的“七君子”实际上代表了全体俱乐部的利益,应该让他们全部介入,从中国足协的角度来说,这样也好平息他们的要求。

这样的名单也就是说,即使在某些改革决议当中形成意见的分歧,中国足协也可以用超过半数的表决权来牢牢把握其控制权。谁都记得清末的虚假新政,两种新政如出一辙,如何令人推心置腹,将身家性命交付其中?还有一点,20日足协未按时公布财务或许说明了其意图可能就是哄哄改革派。

“北京会议”

中超深化改革工作小组名单的公布,对改革派俱乐部形成了不小的打击。几位改革派俱乐部老总纷纷表示,这根本不给俱乐部发言的机会,就是足协单方面来指挥。至于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各老总表示,20日在京召开研讨会后会再次给足协一个更细更可行的建议。

当外战终结后,就开始了内部的战争。中国队的出局为徐明们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从此可以气贯如虹,一马平川。革命派散落在各地的老总们表示,现在到了改革中国足球的最佳时机。在这个风雨如晦的时刻,“革命派”如果是真的为了中国足球的未来着想,应该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乘势出击。

11月20日上午,由“改革派”倡议的,旨在确保足球改革“科学化、权威化”的“各界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实德大厦召开。会议由辽宁足球俱乐部执行董事张曙光主持,北京国安、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辽宁、上海中远、青岛颐中和四川冠城七家俱乐部投资人及代表出席了会议,改革派邀请的来自英超职业联盟、NBA联盟、J联赛、国家发改委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也都如约而至,他们针对中国足协的地位和性质、联赛产权界定等敏感问题进行了深层次探讨。

说体育总局支持改革派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这次在本次研讨会召开前,改革派向足协伸出橄榄枝,受到邀请的足协仍未派代表赴会,甚至未给予任何回复,而体育总局却派遣两名博士作为体育方面的专家参与探讨。

“北京会议”的成就是改革派弄出了3个提案:向中国足协提交《关于中超改革小组成员构成及表决程序的提案》、《关于撤消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设制的提案》的决议,以及由俱乐部投资人联席会议向国家体育总局提交的《关于中超改革小组成员构成及表决程序的提案》。

谁主导改革

天下失鹿,谁能得之?改革到底应该由谁主导,是改革派,还是中国足协?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论。有人认为,“革命派”的任何动作,必须要坚持一个原则,中国足协才是在国际足联代表中国足球的唯一合法组织,因此任何改革或者革命,都不能脱离了足协的领导。革命派只要能坚持这个原则,才能争取更多俱乐部的支持,才能把中国足协推到一条自我变革的路上。国安俱乐部董事长罗宁有一个说法,本次“北京会议”的结果尽管“改革派”并不奢望足协采纳所有意见,但足协不会不为所动。

问题是中国足协难道不食人间烟火,会轻易将既得特权拱手交出?改革派跟紧中国足协进行改革会不会因为中国足协的既得特权而减缓,甚至来个“没有瓤的改革橘子”。或许矫枉必须过正,需要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对抗和博弈,才能让改革提速。律师在法庭中要与控方唱对台戏,最后才能由法官得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改革派绝望之后的变革有可能是彻底的,没有了藕断丝连或投鼠忌器,可以真枪实弹,赤膊上阵。

改革派要求撤销中超常委会的提案,实际上是要求分享权力,领导足球改革。有媒体说,由于现在要改革的7家俱乐部人数在总12家俱乐部中占据绝对优势,倘若撤销常委会设置,以总人数表决的方式推进改革的每一项决议,那么以实德为代表的俱乐部将肯定掌握改革的主动,因此这项提案就像一把匕首,直刺足协最薄弱的心脏。不难看出,改革派这次“逼宫”的势头有增无减,非常明确地向足协发出了夺取改革主动权的信号。 

虽然足协对专家研讨会以及第三次投资人会议不予理会,但“改革派”仍旧在行动上循序渐进。第四次投资人会议将在12月初召开,会议将涉及到“新兴联赛的创建”。

在这次“北京会议”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现在中国足协和俱乐部产生的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和传统的管理体制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又绝不仅仅表现在足球这一个行业,有关足球改革争论的意义远高于足球本身。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应把中国足球改革放到整个社会巨大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谈。说来说去,足球改革是已经发生或将来发生的改革的缩影。

(作者系知名宪政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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