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打击走私成果展于上月末在军博亮相，其间，赖昌星价值数百万的防弹车也于展览现场拍卖。据报道，赖氏潜逃后，其公司旗下的所有财产均被罚没，而没收的依据主要是《海关法》中的相关规定，而非刑法中的没收财产。

原因之一，就在于赖昌星已经逃至加拿大，而依照我国法律，对犯罪资产的没收只能由法院通过有罪判决宣布并执行，然而，由于主犯未能到案，审判程序自然不能启动，对其财产的最终处置也只能通过其他形式进行。

联想到近些年来，不少经济犯罪的嫌疑人潜逃出境后，对其财产的处理一直是困扰司法机关的难题。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刑法不支持“缺席审判”，对于在逃、失踪的犯罪嫌疑人更不可能提起公诉。在刑事审理优先于民事审理的前提之下，法院也不可能直接针对在逃或失踪人员的财产作出没收、返还或赔偿损失的裁决。

具体到境外追赃工作上，请求他国进行司法协助的案件多数都停留在侦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国司法机关提出，必须依据生效的法院裁决作为满足我方追赃请求的前提，我方必然会处于被动地位。以今年轰动一时的余振东案为例，尽管主犯被移送回国，涉案的300万美元也被美方移交我国司法机关，但这笔赃款没收与移送的依据并非我国法院的判决，而是按照《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作为证据移交。

为了解决这一司法难题，曾有论者认为，应在经济犯罪中引入“缺席审判”制度，容许法院在犯罪嫌疑人潜逃、失踪的情况下对其行为进行审判，并据此对犯罪资产的归属进行司法裁决，以解决财产在审判前的“权利真空”问题。然而，如果把“缺席审判”限定在经济犯罪领域，显然违背刑法的平等原则。另外，刑事案件中的“缺席审判”由于有侵犯人权之虞，已经被世界多数国家废除，即使适应反腐需要在我国施行，必须设置细致、周到的人权保障措施，非旦夕之功所能完成。从这个角度上讲，国外法律中的独立没收制度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独立没收制度的施行典范是美国的民事没收，该制度借“民事“之名而据“刑事”之实，实质上是一种以追缴犯罪所得为目的的刑事措施，其实施独立于对人员的刑事追诉程序和追诉结果，只要证明有关的财物“构成、起源或者来自于直接或间接通过犯罪取得的收益”，即可对之进行扣押、冻结或没收，即使有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关系人在逃、失踪、死亡或者被监禁在其他国家。它成功实现了刑事追诉中人与物的分离，使得对犯罪所得的追缴不受对犯罪人的司法管辖和审判的影响。

另外，我国在年内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也要求各国建立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犯罪财产的制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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