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当今中国的状况和预测其前景，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和对中国某些可观察的事实的收集，并不足够。当我们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时尤其如此。统计不能包括一切实在甚至可能忽略至关重要的实在。用GDP来评价中国的成就，其意义是有限的。即使我们把GDP视为真实的经济绩效的重要表现。一种制度在短期内取得成就可能恰恰是导致长期衰败的原因。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短期内取得的增长和工业化成就，表明的是这一体制致命的弱点，这一体制在长期内绝无可能出现持续良性发展的模式。

在当今中国的体制下，出现了经济结构的二元对立，实际上主要不是传统的产业和现代的产业的对立，而是权贵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对立。但权贵资本主义也被误认为市场经济，似乎市场经济的存在可以脱离适当的政治法律背景。中国经济中不那么初级的部分，如金融、证券市场、房地产，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已是事实。甚至有人认为，是否能够深层次地进入权贵资本主义，是决定一个人贫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一个人如果有幸在比较纯粹的民营经济领域获得财富，很多时候会投资于政治，利用政治权力取得超额利润。

对中国当今基本制度结构的重构和这些基本制度下的整体社会秩序的模式化预测中，我得出结论：如果不能通过深思熟虑和选择变革影响中国进步的体制，那么经济危机与停滞、社会动乱、政治不稳定这些可见的后果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进行在政体层次或宪法层次的改革，这一改革的方向不应该是重复第三波民主的道路与简单地拥抱权利宣言，也不仅仅是限制权力的腐败，而是建立保证决策审议性的权力机构配置、适当引入判例法司法制度。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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