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11月5日天津市委组织部、宣传部、教卫工委、市教委、市文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要求组织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大中小学生等观看某部电影。这类事情好像屡见不鲜。例如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等部门上月以“下发文件”的方式，组织全市80多万中小学生自费观看一部名为《时差7小时》的电影。

花开两枝，这样的事情，可以做两种截然相反的视点，一种是假公济私，当局要公民为一部电影买单，这是剥夺财产权的一种隐蔽手段；另一种说法是公民强制掏钱看电影受教育是公共利益的需要，是非常正当的。

其实这两种视点是硬币的两个面，这个硬币就是财产私有权。前一种拿深圳一事说明，媒体进一步发现，不仅这部电影的原著、编剧、主演，都是主管深圳宣传文化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李意珍的女儿李倩妮，而且电影的主要投资方也是李意珍夫人和女儿名下的公司，很明显这是政府帮助干部子弟经商，滥用国家征收权力谋取私利。这里还需要要说明为什么说后一种辩护也是不成立的，同样是侵犯了私有财产权。如果是政府要公民接受教育，就应该免费，不可能超越个人和公共的界限，强制公民自己掏钱。如果不是自愿，而是以国家权威实行强制，这就构成了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这里是否是强迫变得关键，决定了事情的性质是否属于侵犯财产权。

假定观看电影而受到教育是一种公共利益，这里到底是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交叉重叠，还是让商业利益披上合法外衣，混淆成了公共利益？电影制片人认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通过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自己挣大钱的同时，也成就政府部门的政绩。而政府部门一分钱未花，借鸡生蛋，借船出海，完成了教育任务，这似乎是双赢的局面，何乐而不为？但“似乎”仅仅是“似乎”，这仅仅是错觉，因为这种双赢的是建立在公民吃亏的基础上，而不是三赢的基础上。

就像土地征用，如果是公共利益，就不构成侵犯财产权。在判断是否属于公共利益时，必须严格遵守这一公理：只有全体社会成员都能“直接”享受的利益，才属于公共利益。深圳和天津有关部门的做法不是让全体社会成员直接享受了利益，而是支付了成本。即使存在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交叉的情形，也必须首先认定为商业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社会大众只能间接受益。电影制片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是间接受益。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梁慧星认为，社会公共利益以外的目的，例如商业目的，绝对不能动用国家公器，例如建设“经济开发区”、“科技园区”，虽可使社会成员“间接”得到利益，仍属于商业目的，而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

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纠缠不清产生了很多问题。城市开发中的土地拆迁就属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正是在于混淆了社会公共利益目的和商业目的，导致征收制度被滥用于商业开发。

在市场经济中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纠缠不清很容易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在市场经济中利益主体已经变得多元，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尚且需要“亲兄弟明算账”，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在法律地位上都应该是平等，政府部门不能用红头文件“吹黑哨”。毫无疑问，深圳和天津有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作者系知名宪政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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