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写小说的，都会看重自由。我们经常说，要自由地写作。这是一种尊重个性的表现。尊重写作中的个性，我们的小说才不至于千人一面。但还有比写作的自由更大的自由，那就是生存的自由。小说家在获得了写作的自由后，理应去关注更大的自由，往大了说，这是一个小说家必不可少的精神使命。最近相继读到一些小说，作家们仿佛是预先约定了似的，大多表达了对生存自由的兴趣。

汪晟的《子非鱼》（《大家》2004年5期）传神地塑造了大舅朱云鹤。朱云鹤在世俗人的眼里肯定是一个一生都倒霉的人，他出身于富裕之家，聪明绝顶，可他不把聪明用在正经地方，却痴迷于玩棋，按古训真的是玩物丧志，全部家产都被他折腾掉了。而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却又在关键时刻当了逃兵，胜利的果实从此与他毫无关系。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中央和省里的高官体恤式地下到乡里，来看望他这位当年游击队时的上级时，人们一定会为朱云鹤的潦倒一生而扼腕叹息，但是朱云鹤面对高官们的抚慰和乡亲们的惋惜时，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而问题还在于，我们根本不必对这种多种可能性作出价值判断。你能说谁的生存方式就是最好的吗？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尉然的《菜园俱乐部》（《莽原》2004年5期）也涉及到生存哲学的命题，一开始就为我们描绘了农民陈世清的幸福感，他的幸福感来源于他的菜园，他只有与他的蔬菜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滋生出幸福感。但是这种幸福感背后已经隐含着悲剧了，因为离开了菜园，陈世清就无所适从，也不是陈世清无所适从，而是他的生存方式不被他人所接纳，于是他成了被人愚弄的对象。粗看上去，陈世清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但实际上陈世清要比阿Q伟大得多，因为从生存哲学上看，陈世清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而阿Q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陈世清不屑于去计较别人的愚弄，他把菜园当作自己的幸福王国，有了这个幸福王国，世俗的一切烦恼都可以抛之脑后。真正的悲剧性在于，陈世清的独特性不会被人们理解。作者最后写到村里人瓜分了陈世清的菜园，我以为这是最点题的一笔，我真的不敢想象，陈世清回来后看到他的菜园消失了，他还如何继续生存下去。

池莉的《托尔斯泰围巾》（《收获》2004年5期）和舟卉的《红玉簪》（《作品》2004年9期）都采用了寓意式的手法。托尔斯泰围巾和红玉簪这两个物件，虽然两位作者都没有以故意渲染的方式加以强调，但无疑在各自的小说中都取到点穴的作用。这两个物件可以说代表了两种生存方式。红玉簪暗喻着女性的悲剧命运，而托尔斯泰围巾则把一种精神期待编织了进去。舟卉写的是一篇意象型的小说，整篇小说都是在为我们烘托一种神秘阴郁的意象。写日常生活，写身边琐事，这本来就是池莉所擅长的。她把我们带到汉口的一个居住小区，守传达室的寡妇，装修的民工，还有互相算计着的邻居，这些仿佛就是我身边常见到人和事。但为什么是托尔斯泰围巾，池莉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个题目，直到故事讲了一大半，我们才发现那位老扁担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华贵的围巾，这条围巾戴在收破烂的老扁担身上，和他一身臃肿破旧的棉袄棉裤配在一起，也许显得非常滑稽。

小说最后才点题，老扁担非常喜欢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学托尔斯泰的样子弄了一条长围巾戴着。于是池莉将这条围巾命名为托尔斯泰围巾，这显然是对一种稀有的生活方式的命名，这样的命名代表了一次庄严的仪式，因为在我们的连卖破烂的斤斤两两都要计较的日常生活里，恐怕难以注意到这样一条围巾，池莉赞美它“是一点人工色彩，是一段春种秋收之外的童话”。事实上，老扁担并不是这篇小说的全部，像这种象征比喻的手法在池莉的小说中更是少见，也许，作为作家的池莉确实被生活中的一种稀有的生活方式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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