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视《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的灵魂，并为之发动了二次护法战争，但根据民国时期的相关资料，实际上孙中山并未主持制订临时约法，孙中山本人对临时约法的评价也是很低调的，因为它没有充分反映自己的革命理想。

孙中山没有参与约法的制订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元月28日参议院成立后，准备修改大纲。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拟具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共分七章，都五十条，由孙大总统咨送参议院参考编订。约法列举了人民之权利义务；规定了总统得单独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及与外国宣战、媾和无须经参议院之同意，并得发布同法律之教令。

孙中山所提草案，总统权力比临时约法规定权力大。据史料记载和比较，可以确定：孙中山曾代表政府向参议院提出过约法草案；孙案没有被接受；孙案增加了大纲规定的总统职权，而不是削弱它；约法定案间接吸取了孙案的意见，增加了总统的某些职权；比较孙案和大纲，孙中山没有削弱总统法定职权从而达到限制袁世凯的故意，只是希望有一部约法，来标志民国，并监督袁世凯。

孙中山对临时约法有诸多批评

孙中山曾明确表示，约法没有真实反映自己的革命理想，《五权宪法》：“至于我们民国的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在南京订出来的民国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最先在1906年12月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的：“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政府的五项治权要受国民的四项政权制约，国民有选举权、创制权、弹劾权和复决权。这种五项治权与四项政权完美结合的宪法才是理想的宪法。但是临时约法既没有详细地、彻底地规定国民的政权，也没有贯彻他的五权分立思想。

孙中山曾指出：“临时约法，既知规定人民权利义务；而于地方制度，付之阙如，徒沾沾于国家机关，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

孙中山对约法为什么要承认并且支持？他说：“因为我以为这个执行约法，只有一年半载的事情，不甚要紧，等到后来再鼓吹我的五权宪法,也未为晚。”

对于这样一个不满意的约法，孙中山为什么为之奋斗不息？甚至作为斗争的旗帜？他自己有一个说法：“余对于临时约法之不满，已如前所述，则余对于此与革命方略相背驰之约法，又何为起而拥护之？此读者所亟欲问者也。余请郑重说明之。……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袁世凯毁弃《临时约法》，即为违背誓言，取消其服从民国之证据，不必待其帝制自为，已为民国所必不容，……余为民国前途计，一方面甚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方面则务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以摇撼，故余自六年至今，奋然以一身荷护法大任而不少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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