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版）

酒量大的人，往往会在酒场上创造一种气氛，让被接待的领导感到十分高兴，加上领导已经喝了些酒，这时候提出要求来，甚至拿着写好的报告，让领导签字都是可能的。

逢年过节，相邻县市的领导会互相走动拜年，他们往往会带上几个酒量大的干部同行。这时候，能喝酒的优越性就更加显露无疑了。

喝酒能办成事，喝酒能赢得领导的好感，喝酒能使自己得到提拔重用，所以基层的干部几乎没有不会喝酒的！县上许多局长、乡镇长都有很严重的胃病，有的患了高血压、酒精肝等等疾病，甚至有的患有胰腺炎、肾病，但酒还是照样喝。

郭语实酒量本来就小，一年以后体检时发现自己患了糜烂性出血性胃炎。郭语实戒了酒，可许多场合他不喝酒，都让他感到难受。他感觉自己越来越不适合在基层工作了。

鬼鬼祟祟的计划生育检查

九月下旬，计生局长从省计生委一名祖籍在县上的处长那儿打听到一点风声，说省计生委最近要到地区来抽查，具体到哪个县，抽查哪些内容，以什么方式抽查，目前还保密。据说省计生委对这次抽查要求很严，规定抽查人员不准收取基层送的礼金，不准接受基层的宴请。计生局长又到地区计生处打听消息，计生处长说他也听到一点风声，要求各县做好准备，并对乡镇提出要求，以便对付检查。郭语实听到这些情况后，要求计生局全体干部立即到各乡镇亲自安排落实有关事宜，做好准备，时刻注意迎接检查。他还要求县计生局随时打探消息，了解是否到县上来，了解检查的内容、方式、方法。

某日上午，计生局长来电话，说省上有两个抽查组已经到来，一个在邻近的地区住，一个在本地区住，但不知哪组来抽查。郭语实让他在进入县境的路口等。中午，计生局长发现一辆省城牌照的面包车过了国道，就在其后远远地跟着。最后，面包车开到了X乡C村。计生局长估计肯定是计生抽查的，立即给X乡通知，并随后赶到该村陪同。到吃饭的时候了，计生局长提出要给他们安排饭，但检查人员拒绝吃饭。

年终，地区计划生育工作被确定为全省的倒数第三名。地委书记、专员在有省委书记、省长参加的全省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感到很丢脸，回来后批评了分管的副书记、副专员，分管的副书记、副专员又批评了地区计生处处长，地区计生处处长更是感到无地自容，最后从省计生委的内线人士口中得知真正的原因：除了个别方面的工作没做好以外，主要原因是地区接待没搞好，被抽查的两个县领导都没有出面，也没有送礼，自然排名靠后了。随后地区召开了会议，地委分管计生工作的副书记在大会上再次强调了搞好接待工作的重要性。

矽肺患者

Y煤矿的许多职工患了矽肺。以前职工根本就不知道国家有关于矽肺属于工伤、企业要给予补偿的规定，企业关闭后，一些职工了解到这些情况，要求对他们进行矽肺鉴定，并发放矽肺补贴，可这笔钱没人出。县上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最后县上给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打了招呼，要求鉴定时不要确定为矽肺。这样，许多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都没有被认定为矽肺。但这些职工不服。

上午来的来访者大约有40多岁，呼吸有些困难。他对郭语实说了有关情况，要求复查，但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要县劳动局出个证明同意鉴定他们才给鉴定。郭语实让他去找劳动局，他说找了多次，劳动局就是不出。郭语实说劳动局归H市长分管，你去找H市长。他说他找了，H市长态度恶劣，他被骂了出来。现在他又来找郭语实，说：“难道真的连个讲理的地方都没有了？”

郭语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本想对上访者说，你去找法院，让法院裁决。可他想了想还是没说。如果职工找了法院，最后让H市长得知是郭语实让找法院的，那不是给自己找事吗？

整顿开发区

中央要求清理整顿经济开发区，保护耕地。省上也下发了通知，要求撤消除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外的各类开发区。文件到了后，县长说先放下，看看其他地方是怎么做的。眼看到了最后的期限，政府常务会才研究这一问题。

国土局汇报说，县上有一个地区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五个工业园区，另外还有三个乡镇自己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规定这些开发区都应该撤消。

县长说，不能撤消，撤消了用什么做载体招商引资？哪来土地和优惠政策？省上对我们明确挂牌的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盯得比较紧，我们可以考虑缩小面积，也可以考虑更换开发区的牌子和名称；对省上盯得不紧的，先放着。

最后，会议决定五个工业园区不属于开发区，可以不管；三个乡镇开发区不对外宣传；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更名，土地面积适当缩小。会议要求县国土局积极做好省市国土部门的工作，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要保证县上的开发区不能被撤消，否则，唯国土局长是问。

会后，国土局按照政府常务会的要求，千方百计给省市国土部门做工作，最终实现了政府常务会的决定。

统计问题

年初，地区与县政府签订了目标责任书。责任书规定了全年的GDP增长率、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11月，地区发了电报，要组成考察组，对各县市完成目标责任书的情况进行考核。这关系到地区对县上全年工作的评价，也关系到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前途。因此，县长非常重视，专门安排了一次常务会议研究。

常务会议上，有关部门汇报了全年各项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发现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区的要求差距很大。县长说，不论如何也要把任务完成，要在统计上做文章，挖潜力。可统计局长有些为难，因为固定资产投资额差距实在太大，全年还差2亿多元，不知到哪里去找。县长说，那你要想办法，看什么地方有没有遗漏的，即使没有遗漏的，也要想其他办法完成统计数字，不能出现完不成任务的情况。

后来，地区考核组来了，县上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地区考核组很满意，对县上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次年1月初，县上按照上年初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对各部门进行了考核。县上召开常务会议确定各部门的等次。按照原来确定的评价标准，统计局只能被评为二等奖。可县长提出，要给统计局一等奖，因为去年的统计，县统计局出了力，帮助县上完成了任务，立了功，应该表彰。最终统计局得了一等奖。

县长与副县长

县长很难打交道。郭语实想干点事情，可他却事事抓住不放，甚至设防使绊子。其实他对所有副县长都这样。他只想让所有干部都听他的，至于听不听副县长的话，他不管，甚至有时候郭语实觉得他在有意识的让下面的干部不要听副县长的话，使副手完全变成他的一个办事员。

有一次在政府常务会上，县长对一名由财政局长提拔起来的副县长说：“是不是觉得现在当个副县长还没有以前当财政局长的时候好办事？中国的事就是这样，要想向更高的位置走，就要经过这么一环，不然不行呀。”

事事都由他来决定，凡是副县长汇报给他的事，他都不放心。如果他不知道这件事，你给他汇报了，并说了你与部门的想法，他会千方百计的找问题，其实他的心思是嫌部门没有给他汇报。所以县上事事都要由他来决定，不管大事小事，也不管急事缓事。

县长似乎从来都不愿相信副县长、副书记。哪次民主生活会，他把它都变成教导会、指示会、要求会。别的副县长按照他的要求，提前都准备了比较详细的发言稿，作了不算深刻但也能过得去的自我批评，而且还很委婉地提出了一些建议。他最后发言，他的发言没有谈自己的工作成绩，也没有进行自我批评，而是对各位副县长提出了几条要求，认为副县长这么做不对，那么做也不对，只有按他的意思做才对，要副县长们今后能怎么做，不能怎么做等等。对副县长们提出的建议他一概不予理睬。他讲完了就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散会。”给副县长一个再说话的机会都没给。

植树

今天全县植树。早上7点30分，县上各部门的干部从县城出发，浩浩荡荡乘车到80公里之外的镇上植树。

县委县政府制定了非常庞大的植树计划。县委县政府在此之前召开了常委会，决定把原来从每个干部职工工资中直接扣除的60元绿化费提高到120元，用来购买树苗，然后再给各个部门分配植树任务（平均每个部门约2亩），要求各部门组织力量按期完成任务。

看到漫山遍野植树的机关干部、群众和停靠在路边的大小车辆，郭语实不由算起了账：假如一个部门有10名工作人员，种2亩地的树，从县城到镇上来回乘车费需200元；种2亩地的树需3天时间，住宿费按每人每天20元计需600元；伙食费按每人每天20元计需600元。这样种完树至少需要花费1400元。平均种一亩地的树需支出700元。如果把种树的任务交由农民完成，一亩地只需要支出300-400元，两亩地最多支出800元，比机关干部要节省600元。因此，有的部门把植树的任务又包给了农民。

这种植树的方法成本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年年这样做呢？因为这种植树方法，通过媒体的大肆渲染报道，可以造成一种浩大的全民植树效应，显示县委县政府对上级要求以及植树工作的重视，从而赢得上级的赞许和表扬。

当然这样做，还可以减少政府的直接财政支出。从每个干部工资中扣除120元用于购买树苗，这样政府购买树苗的支出大大减少；给每个部门分配植树任务的做法，再一次减少了政府的直接支出。

反思现在植树的做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政府财政非常紧张，另一方面又不算成本账。县委县政府的做法，把政府的支出转嫁给了部门和干部职工。虽然政府的直接支出减少了，但全县植树的成本却大大增加了。

这些道理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不懂吗？不，都懂。但却不会按道理去做。

干部捐款

3月份发生了“非典”，县上财政紧张，用于抗击“非典”的资金非常有限，县委、县政府一纸文件下发，设立了接受捐赠办公室，提出了捐赠任务。名义上捐赠实行自愿，但谁也不敢不捐。最终干部们平均每人拿出50元完成了任务。

不久，县委书记、县长参加了地区组织的农业观摩，发现邻县农民养羊较多，羊存栏量很大，得到了地区领导的表扬，而本县羊的存栏量却很小，于是决定在全县实施“万千百富民养羊工程”。要求全县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到办事员、村长，所有干部包乡、包户、包村，帮助农民养羊。所谓帮助，最终变成了干部们自己掏钱，平均每个干部达到了500元以上。

快到元旦、春节了。为了响应上级关于救助困难职工的号召，体现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县上决定开展救助困难群众的“献爱心”募捐活动。县委、县政府下发了关于开展募捐活动的通知，规定了各部门、各单位的募捐任务指标。有钱的部门，单位拿一点完成任务，没钱的，只好让干部自己掏腰包。

县上的干部本来收入就不高，尤其是那些普通干部，一年的全部收入也就1万元多一点，但这集资、那捐款却接连不断。

小康住宅工程

省上、地区贯彻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制定并开始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工程”。“小康社会建设工程”中一个重要的工程就是“小康住宅建设工程”。地区下达了建设任务，要求县上每年完成多少套高标准小康住宅建设任务。县委县政府又加大了任务，并把任务分解到了各乡镇，同时对小康住宅的建设标准做了严格的规定。各乡镇又加大了任务，开始组织村民建设小康住宅。

标准最高的小康住宅，一套房子要花20多万元，稍差一些的，12万元左右，一般的也要5万元左右，最不好的也3万元左右。建小康住宅，钱从哪儿来呢？地区、县上、乡上按照地级、县级、乡级建设标准，只补助2000——5000元，农民自己再把所有存款拿出来，也不够用。怎么办？只有贷款。最后，小康住宅是建成了，可多数农民除了看着眼前这幢漂亮的房子外，已经一贫如洗了。

小康住宅大都连成一片，设计得都很漂亮，有的清一色的欧式建筑，像一幢幢小别墅，在外面看了感到很舒服。等走进别墅里面一看，有的家庭还摆了几件家具，有的家庭几乎什么也没有。更让人感到别扭的是，农民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与这洋味十足的房子极不相称。

尴尬的副县长

在县上，县委是决策机构，政府是执行机构。所谓县委决策，就是县委书记、副书记、县委常委们通过会议等形式对各项事务做出决定。所谓政府执行，就是政府的县长、副县长执行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做出的决定。

县委不管是通过召开书记办公会做出决定还是通过召开县委常委会做出决定，县长都会参加，参与决策。因此，在执行县委决定的过程中，县长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副县长中除了常务副县长是县委常委可以参加县委常委会参与决策以外，其他副县长都不能参与决策。因此副县长执行县委的决定就不那么顺畅。

县委召开常委会研究有关问题，要求政府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汇报，县委的决定部门领导先知道而且可能已经按照县委的决定办理了，副县长还不知道。因此副县长一直处于很被动、很尴尬的地位。

县委如何决策？县上的重大问题，县委要通过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后做出决定。可参与讨论的人员中，除了县委书记、县长事前已经听过汇报，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对这项工作比较了解以外，其他常委们对这项工作根本就不了解，有的时候上了会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一般都没法发表意见。所以，名义上县委的决定是集体做出的决定，实际上就是三个人做出决定。如果县委一班人不团结或者不协调，尤其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不团结和不协调的情况下，或者县委书记不想让县长或者副书记对某件事指手画脚的时候，县委书记会直接和县长或者和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沟通意见后就上会决定，这时就是县长或者分管副书记再有意见也已经无力改变了。

在政府的决策中，虽说重大事情都要上常务会集体讨论决定，但什么事情上会，什么事情不上会全由县长一个人说了算。有些应该上会讨论的问题，县长不安排上会，直接指示副县长或者有关部门办理，副县长就是不同意也得去办。有些事情虽然提到了会上让大家讨论，但最终的决定权在县长。即使某件事副县长都同意，但如果县长不同意，这件事还是不能办。如果某件事副县长都不同意，但如果县长同意，这件事也非办不可。民主集中制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基层根本不可能落实，因为没有什么措施可以制约不执行这一原则的“一把手”。按照县长的意志办事，如果办理过程中有人提出异议或者出了问题，责任往往是副县长的，受批评的也是副县长。

政府有一名分管某部门的副县长，县委也有一名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有时县委副书记要求副县长如何如何办某件事，可县长不同意，副县长如果按照县委副书记的要求办了，县长会发火，如果不办，副书记会不高兴。有时县长要求副县长如何如何办某件事，可副书记不同意，副县长如果不办，县长会不高兴；如果办了，副书记又不高兴。按照常理，分管同一工作的副书记、副县长应该互相协商，互相通气。但往往副书记不与副县长通气就会直接通知某个部门办某件事。部门领导当然很愿意听副书记的话，因为副书记有人事建议权。有的事部门都办完了，副县长还被蒙在鼓里。

民主推荐干部

S镇是副县级镇，书记镇长都是副县级干部。年初，地区把镇长调走了，需要补充一名镇长。这一段时间不断传出各种说法，有的说是人事局长要去担任，有的说是K镇镇长要去担任。有一次组织部长说了实话，县委的意思是想让K镇长上，先有意识的放出这么一股风，试探一下反应。

4月份，地区下来考察推荐人选。办公室通知，让郭语实第二天参加会议推荐干部。晚上，常务副县长打来电话说：县委研究了，县委W书记的意见是推荐K镇长，要大家都推荐这个人。下午还要个别谈话，谈话时也要推荐这个人。还说地委也是这个意见。

在这之前，县上曾发生过增选一名副县长的事。在地委考察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要选的人是某局长。与这次一样，地委组织部也来考察，要大家民主推荐。知晓有关情况的干部自不必说，不知晓情况的在推荐之前都在打听县委的意图，看推荐谁，等了解了情况后再按照县委的意思推荐。

县乡政府的财政危机

去年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1.17亿元，但上缴地区5000万元左右，实际只能留下6200万元左右。全县财政供养人口5000人左右，全年保工资就要花去6000万，只剩下1000万元，还要保运转，搞建设。各乡镇的财力大部分只有70-80万，这些钱勉强够发放乡镇干部的工资，根本没有财力搞建设。换届以后，地区两次调整了财税体制。在原来中央、省、地分享收入的基础上，又对共享收入和地方固定收入再次进行了分成，即对县乡财力再次进行了集中，导致县乡财力更加紧张。

换届后，县委、县政府的班子年轻化，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干工作很有一股“冲劲”，事事都想走在别的县前面。省、地定的指标，到了县上还要再次加码分配到乡镇和部门，但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所以对乡镇、部门提出了繁重的争取资金、壮大财力的任务。全县大部分乡镇税费改革以后，各乡镇的财力大多数不足100万元，但县财政下达的财政任务却普遍达到了200-300万元。县上对各部门也提出了繁重的争取资金的任务，并制定了奖励惩罚制度，对完成任务的，除县上按照争取资金的多少给予奖励外，还允许部门按一定比例提成奖励；完不成任务的，不但不得奖，而且还要给予批评，更重要的是在提拔干部时还不予考虑。

乡镇为了完成税收任务，不得不到处去“协税”。所谓“协税”，就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税源，把别的地方企业和单位应该在当地上的税“协商”交到自己的乡镇来，乡镇给这些单位或者企业的领导给回扣。有的地方回扣达到了20%以上。有的乡镇为了完成税收任务，甚至要赔钱。

部门为了“争取”资金，千方百计找门路，拉关系，大肆“行贿”，向掌握资金和项目的地区、省甚至国家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干部送钱送物，以便完成繁重的资金争取任务。

县上为了拿出资金搞建设，在全县财政资金的安排使用上，尽量压缩开支。部门的公用经费由原来的每人每年1200元压缩到了400元。各部门每年的车辆燃油费、维修费、办公费、差旅费等正常费用少说也得几万元，更不要说争取资金、接待上级部门领导的花费以及提高部门集体消费和职工待遇了。这点钱不够使用，有的部门就利用行政与部门垄断特权到处化缘，有的千方百计在自己所管理的公共事物方面打主意，挖潜力，缓解资金紧张的状况。各部门收取的名目繁多的各种“费”与此就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最终这些负担都转嫁到了老百姓的头上。

政府公信力

县上招商引资，答应了投资者许多条件，帮助投资者算账，预期了很高的收益，投资者很高兴，可资金投进来后，由于政府的政策又发生了变化（不是政府对投资上本身的政策，而是政府其他政策的变化影响了投资商），投资的预期回报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资商的投资不能按期收回，投资者失去了信心，对政府也不相信了。

县上推行税费改革，调整县乡财政收入。为了使财政体制调整尽快完成，答应给乡镇一些转移支付一部分资金。可税费改革完成后，县上的支出更大了，财政状况更困难了，对乡镇的承诺无法兑现，乡镇书记、镇长到处找财政局长、县长也无法解决。县对乡镇的承诺无法兑现，乡镇对村和其他单位的承诺也就无法兑现。

县上按照上级的要求搞村村通工程，可上级给的资金不够，而且缺口很大。政府领导把任务硬砸给了交通局，交通局没有办法，只好与工程队签订协议，答应路修成后给资金，修路所需的资金先由工程队垫上。可路修成了，还是没钱，只好一拖再拖，能赖过去一天就只一天。

某部门要干某件事情，县长答应等事情干成后给予资金支持，可事情干成后，县长又说资金太紧张，等以后再说。部门知道“以后再说”肯定就不会有下文了。有时县长会把要钱的报告批给财政局，可财政局不给，理由是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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