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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用生命守望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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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记者 曹 芃 2004-11-04  
往日早报

今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60周年,同时也是敦煌保护与研究事业的奠基人常书鸿诞辰100周年。为此,我们专题报道常书鸿与敦煌的故事。旨在纪念一批批守护敦煌的敦煌人,弘扬敦煌人60年坚守大漠的“敦煌精神”。

在祖国广袤的西北大漠上,敦煌石窟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散射着神秘动人的光芒。

从经洞的发现到今天,敦煌已走过了百年,对于中国人,百年敦煌的前40年是一部西方列强肆意掠夺国宝的耻辱史。40年后,一群“殉道者”来到这里,他们担当起保护敦煌再铸辉煌的使命,他们为百年敦煌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编 者

在西北荒漠深处埋葬着一位老人,如果他还健在,今年他该100岁了。1994年,老人病逝于北京,他的故乡在江南西子湖畔,但他却要求把自己葬在了大漠深处,他要守护对面的敦煌莫高窟。这位老人叫常书鸿。他和敦煌莫高窟死也相守的感情源自一本书——《敦煌图录》。

抗战中全部财产毁于轰炸

巴黎是常书鸿梦中的艺术天堂。1935年他留法学习西方绘画已近10年,那时,他倾心于古希腊罗马意大利艺术,师从新古典主义大师劳伦斯,他的作品被法国国家博物馆和国立里昂博物馆收藏。秋天的一个下午,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看到了《敦煌图录》这本书,他被惊呆了:那1000多年前的作品气势雄伟,人物刻画有力,其笔触之奔放比现代野兽派还要粗野。从那时起,他像着魔一样痴迷于敦煌石窟。

1936年,常书鸿回到北平,但因时局混乱,敦煌之行未能成行。七·七事变后,为避战火,常书鸿一家辗转西南数省,途经贵阳,遭遇日本侵略者的大轰炸。 常书鸿全部财产毁于轰炸。

绝望中的洞窟

1942年,在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他要去敦煌。

隆冬二月,常书鸿一行搭乘敞篷卡车,骑骆驼,跋涉一个多月,于1943年3月24日清晨终于来到了敦煌。 从那时候起,他说他自己是敦煌痴人。

常书鸿特意来到了名震世界的藏经洞。1900年,这一洞中发现三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常书鸿百感交集。他写到,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洞窟前放牧牛羊,毁坏林木,洞窟中被人随意夜宿,烧水做饭,烟熏火燎。面对处于绝境中的洞窟,常书鸿的敦煌生活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树上折来的树枝。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常书鸿便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很快,保护窟区的土围墙也开始修建了,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创。常书鸿从此成为敦煌艺术的守护人。

1943年夏,常书鸿回重庆接分别了一年多的妻子儿女到敦煌。从1943年直到80年代,常书鸿一家就生活在这里。

生病是当时最大的威胁

当年研究所惟一的木轮牛车是很奢华的交通工具。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窟中幽暗,工作时除了用白纸反光以外,照明只有油灯和土制蜡烛。画笔秃了,自己修,颜料没有了,就用荒漠中的红土自己磨研。那时的经费、工资被国民党政府所扣,迟迟不发,常书鸿用个人画展所得钱款勉强维持大家的工作生活。一度曾靠举债度日。

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莫高窟离最近的村舍还有30多里,远离社会的孤独感时时困扰着常书鸿和同事们。

一次,生病的同事对常书鸿说,如果我死了,千万别把我扔在沙堆里,一定把我埋在土里。疾病、风沙成为大家难以言说的恐惧,但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仍在艰难地推进。

融入敦煌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下了一个文件,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大家坚持工作的热忱被无情吞没。常书鸿给国民党政府写信,却如石沉大海。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思乡心切的学生们纷纷回了故乡。研究所只剩下常书鸿和两个工人。 学生一个个都散去了,怎么办?他越来越觉得这个研究所不能撤,人不能离,一离,敦煌完了。

常书鸿再次来到千佛洞,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已与敦煌石窟融合在一起了。极其孤独的常书鸿说:“我离不开它们。”于是他到兰州、重庆办敦煌临摹画展,搞宣传,向文化界人士呼吁保留研究所。终于,研究所得以保留,有了编制和经费。常书鸿带着新招聘的美术学院的学生从重庆回敦煌。这些学生们带着对敦煌艺术的仰慕和好奇来到了敦煌。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又有了生机。

常书鸿组织临摹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和精品,推出了一批优秀临摹品和一批专家。这些临摹品成为中国美术史、文化史重要的研究资料,曾到过南京、北京和外国许多国家展览。敦煌文化、艺术由此引起了一次次轰动和敦煌热。敦煌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40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初创时期和以后的岁月里,常书鸿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敦煌保护制度,为我们保留下了一个具有历史本来面目的敦煌。

1994年,常书鸿病危时再三叮嘱家人一定要把他葬在敦煌。

两年后,常书鸿“回到”了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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