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已成为历史，那是中国发生剧烈动荡与深刻变化的一个世纪，而其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宪政民主失之交臂，以至于整个国家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

从上世纪初至今，中国共产生过13部宪法草案和宪法。从晚清政府匆匆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到袁世凯强奸民意自办发行的《天坛宪草》，再到沦为独裁者遮羞布的《中华民国宪法》，都曾经风光无限。但是，它们从来没有给中国带来过真正意义上的宪政。

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了实现宪政的目标，求索、奔走、呐喊乃至牺牲。沉思百年中国行宪史的屈辱、艰辛和奋争，为了纪念先人，也为了对正在进行中的民主法治建设给予有益借鉴，我们在今天回顾他们走过的路，并将继续前行。

――编 者

1949年以前，中国曾先后产生过7部宪法及宪法草案：

1. 清末《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

2. 辛亥革命南北议和产生的《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

3. 袁世凯主导的《天坛宪草》（1913年10月30日）

4. 《曹锟宪法》（1923年）

5. 蒋介石主导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

6. 《五五宪草》（1936年5月5日）

7. 《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2月25日）

求变法 晚清五大臣列国考察

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中国宪政史和中外交流史上极重要的一笔。

上谕遣使中外瞩目

1905年7月16日，光绪皇帝给内阁发了一道圣旨：决定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第二天，中国的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光绪皇帝发布的简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从第三天起，一些大报围绕考察政治的上谕，陆续发表社论、评论、专论。

此时，国外舆论的反应也十分热烈，纷纷发表了文章评论中国派大臣出洋考察和中国的改革。1906年2月25日，德国著名的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格外醒目：《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他不仅介绍了考察大臣的情况，也全文翻译了光绪皇帝派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的上谕，还特别强调：

“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

当时舆论评价几位考察大臣，载泽是“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久历部寺，颇讲新政”，“深知立宪可以救国，在京竭力运动”；至于端方，则说他“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考察团天津遇刺

考察大臣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从中央各部、全国各地调集随行人马，组建考察团。当时最难办的事是出洋经费的筹措。庚子赔款使清廷的财政几近枯竭。另外，清廷并无财政预算一说，有事也是由地方政府筹措。于是，户部与外务部给南、北洋大臣和湖广总督发去急电求助。各省纷纷响应，直隶、湖北、江苏各认筹十万两作为今后几年的出使经费。就连新疆这样的边远省份也认筹了一万两库银。两个月后，各省已认筹了银子八十余万两。

然而，考察团刚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积极排满的吴樾扔了炸弹，当时吴樾身怀一设有引爆装置的炸弹，化装成一名皂隶，登上了考察大臣乘坐的火车。然而他尚未来得及投掷炸弹，行李车与车厢挂接，车厢猛然震动，炸弹即被引爆。此次爆炸，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吴樾也当场身亡。

当时报刊舆论纷纷谴责这种暗杀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艰难，奋勇前行。不少官员也纷纷致电政府，强调“当此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各地也纷纷发来慰问电。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联合发了慰问电。

五大臣遇炸后，一时又谣言纷起，说京师将有大乱。地处万寿山附近的王公官邸都加强了戒备。

此时，端方急欲立刻启程，因为各国均有来电，对中国考察团表示欢迎，而且已做了妥善安排，如果因为一颗炸弹而迟迟不动身，恐为外人笑话。但清廷主张缓行。载泽又接到日本来电，说日本国内将有暴动，也请他缓行。考察大臣中，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之后，朝廷又改派新任驻比利时大臣、较早呼吁立宪的李盛铎和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为考察大臣。

俄国风来急起直追

1905年10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沙皇政府也着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召开国家杜马(议会)，这标志西方列强中最后一个专制政权结束，驻俄大臣胡惟德特将此一情况通报清廷：“俄国现已公布立宪……亟宜立定宪法，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以防各国侵害。”

光绪和太后得此消息后，立刻召见载泽，询问出洋日期。载泽表示，将与端方迅速商定日期。几天之后，报载，载泽伤愈，向光绪销假请安。10月27日，两宫再次召见军机大臣，面谕说，考察政治是今天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11月2日，俄皇宣布立宪。11月4日，端方等出洋大臣电商袁世凯、张之洞、周馥，拟联衔奏请两宫，明降谕旨，宣布实行立宪。袁世凯当即电复，表示同意。

11月18日，光绪谕令政务处先筹定宪法大纲，颇有急起直追的决心，也反映了清廷生怕当此关键时刻落后于人，最后变成孤家寡人的心态。

11月25日，清廷又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作为领导立宪改革的中央机构，专事研究各国宪政，向朝廷提供宪政改革的咨询。当天，端方、戴鸿慈、袁世凯、赵尔巽联衔奏请五年后实行立宪。

重组人马遍访十国

为防再生不测，考察团重组人马，暗中部署，兵分两路，分期启程。沿途由袁世凯周密布置。

1905年12月7日，中国考察团的第一路成员由北京正阳门车站出发。这一天稽查格外严密，闲人一律不得入内。

第一路考察团由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领正式团员33人，从秦皇岛乘小火轮上“海圻”号兵舰。船行数日，到了上海海面，停吴淞口。

12月19日下午2时，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收锚启航，向着日本驶去。中国政府派遣的赴西方考察政治的考察团正式出发了。

紧接着，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的考察团也于1906年1月14日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扬帆启程。

考察团的行程遍布日、美、英、法、比、德、奥、丹麦、瑞典、挪威十国。现将在美国的考察路线记录如下，其风尘仆仆可见一斑：檀香山――旧金山――芝加哥――华盛顿――纽约――费城――爱米亚――波士顿――楼兰――西雅图――落基山――新坡(圣保罗)――安亚巴――奈亚葛拉(尼亚加拉)。

据有关记载，考察大臣戴鸿慈、端方将编辑考察政治的书籍和起草条陈奏折的任务交给了熊希龄。熊希龄则请在日本的杨度帮助撰写宪政文章，杨度又请逃亡在日的梁启超撰写其中一部分。熊希龄随考察团考察德国之后便回到上海，又从上海去了日本，完成了编书的任务。也有著作称，考察团的一些奏折出自梁启超的手笔。事实究竟如何，仍须深入查考。

端方的后人曾将他的文书档案献给故宫博物院。其中有几册戴端团从国外带回书籍、报告、图表的目录。

至于一路所见所闻，至少戴鸿慈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出使九国日记》，于1906年秋发表。另有载泽的一部《考察政治日记》，于1908年夏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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