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很多地方接连出现出租车司机罢运和状告当地政府事件，矛头直指出租车业的垄断问题。

■为破除北京出租车行业存在的垄断“坚冰”，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为之抗争了整整八年。期间，他从比较富裕到赤贫如洗，最终家庭破碎。

■他说，这样做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所谓的社会正义和道德良知，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改变那种被人盘剥的境况，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

■个人力微，垄断依然。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他曾有过悔意，但“心中永远的痛”更多的是驱使他把反垄断进行到底，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最近这些日子，邵长良正在做开庭前的最后准备，没心情顾及其它事情。“法庭上的辩论谁也难以预料，我还要不断地备战。”邵长良说。

年已46岁的邵长良是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市民，从事出租车行业已有11个年头。从1996年起，邵长良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并呼吁改革现有的出租车行业管理制度，其核心就是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允许个体经营出租车行业。今年9月1日，邵长良将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告上法庭，理由是后者对邵长良的个体经营出租车申请不予批准。根据法律规定，案子最长要在3个月之内加以审结。这是《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北京第一起要求行政许可申请直到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曾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邵长良被一些人称之为北京出租车司机的代言人。从邵长良开始反垄断时算起，现在已经过去8年了。但是，时至今日，北京出租车行业垄断现象依然存在。“我知道依靠个人的力量反垄断实在是太艰难了。我有时真的快扛不住了。”但随后他又说，只要垄断问题不解决，就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没心情讲究生活质量”

最早见到邵长良时，他穿一身红底花色睡衣，脚趿一双拖鞋，戴一副墨镜。这大大出乎记者的意料。当邵长良打招呼的时候，记者甚至迟疑了一会儿，以为他认错人了。“对不起，昨晚写了一宿行政诉讼状，我还是刚从床上爬起来呢。”邵长良微笑着解释说。

寒暄之后，邵长良领记者去他家。记者与邵长良来到了一条小胡同，路两边有很多小旅馆和用临时帐篷搭建起来的餐馆，很多外地人在这租房子。在一个小院门前，走在前面的邵长良停了下来，“请，我的家就在里面。”记者不由得一怔。

邵长良家的小院子里，居住着五六户人家，本已狭窄的公共空间被一些晾晒的衣物所占据，更显拥挤。邵长良住在一个仅有20平方米的低矮平房里，分隔成三间，最外面的一小间当厨房，里面两间是卧室。最里面的卧室稍微大些，但光线不好，白天不开灯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外间的卧室被一张双人床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每到吃饭的时候，这里就变成了餐厅，而餐桌只能摆在通往里屋难以同时容纳两个人的过道上。这个家最多住过5个人，据邵长良回忆“当时屋里除了床，别的什么也没有”。

“我在这生活了20多年了，虽然辛辛苦苦工作，可总是买不起房子。”邵长良辛酸地说。

10月14日上午10时，当记者再次来到邵长良的家时，他正坐在低矮的饭桌前准备吃早饭，稀饭是用剩饭加水冲泡的，一个炒辣椒也是前一天晚上剩的。“现在没心情讲究生活质量，对吃饭已没什么概念，一个人随便吃点就行。”邵长良淡淡地说。

反垄断只因生活所迫

1993年，在北京丰台区民政局工作了10年的邵长良辞职了，当上了一名出租车司机。由于当时北京的出租车很少，开出租车赚钱很容易，一天跑七八个小时，月纯收入能达到六千多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三个白领的总收入。“当年社会上流传的‘三个白领顶一个傻瓜司机’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说起以前的美好日子，邵长良至今心里还美滋滋的。

看钱来的快，邵长良说服原本同在一个单位上班的妻子也辞去了工作，加入到了出租车行业。“我们夫妻俩都开上了出租车，生活过的十分舒坦，一时成为了街坊邻居羡慕的对象。”邵长良回忆说。

然而出租司机们的黄金岁月仅仅持续了几年。为了缓解出租车短缺的局面，北京市从1992年开始逐渐放弃政府管制，而由于经营出租车在当时可以毫无风险地获得较高的利润，因此，到1993年，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出管局）发现，出租车已经出现总量增长过猛，市场供过于求，引起无序竞争的局面。据统计，1990年，北京市只有出租车企业263家，出租车不足1.5万辆；1993年，出租车企业增到了1085家，出租车接近5万辆。于是，从1994年起，出管局开始冻结出租车规模，不再审批新的出租车企业，个体经营出租车也被禁止。

1996年，北京出租车行业大兴兼并之风，政府规定的出租车经营指标逐渐掌握在几个大的企业手中，垄断雏形初步形成。据北京市工商局和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目前，北京注册的出租车运营企业单位共有333家，其中，17家大公司分割了80%-90%的市场份额，7家大公司瓜分了50%以上的市场。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出租车企业开始倒卖手中的经营权，价格越炒越高，有的企业买一辆6万多的车，却以15万元的价格卖给司机。而且，牟取暴利之后，这些企业并没有负起管理职责，市场变得十分混乱。

随着出租车行业逐渐走向垄断和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邵长良感到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每天奔波在路上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不敢有任何松懈，可有时候挣来的钱还不够交出租车公司日渐见涨的“份钱”。

“当时我们夫妻俩日夜轮班开车，一天都不敢休息，可挣的钱仅仅够维持基本生活。”邵长良说。于是，善于思考的邵长良从1996年开始调查出租车行业存在的问题。

“我不愿接受这种被人盘剥的境况，要想改变目前的生存处境，就必须打破垄断，争取市场公平竞争的权利。”邵长良说。

反垄断为何这么难？

在多年调查过程中，邵长良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政策理论和法律知识。“我现在可是学者型司机，这都是在平时的积累中练就出来的。”邵长良说。由于没钱买那么多书报，邵长良平时只能到公共报刊亭去阅读。时间长了，现在北京市哪个报亭贴什么报纸，他基本上都知道。但是，如果报纸杂志刊登了有关出租车行业的报道，邵长良一般都会买下来。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报道，许多出租车司机看到后也会纷纷主动打电话告诉邵长良。

按邵长良的话来说，他反垄断走的是“议会道路”。1997年起，邵长良不断委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全国人大、政协提交议案和提案，呼吁打破北京出租车行业存在的垄断。但是，邵长良并没有很快得到预想中的效果。邵长良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反垄断的意识还不强，反垄断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也不充分。

转机出现在2002年。

当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以一份由邵长良写的报告为线索，对北京市出租车行业进行了深入调查，然后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这个行业存在的垄断黑幕。报道出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个被掩盖了多年的问题从此进入了政府部门的视线。也正是通过这篇报道，邵长良的名字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王克勤的报道出来后，邵长良在经济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不顾家人的反对，拿出5000元钱购买了七千多份《中国经济时报》，用夏利车拉了三车，连后备箱也塞满了。在他看来，以后通过这些报纸可以唤醒很多人特别是出租车司机的反垄断意识。与此同时，邵长良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免费赠送了50份报纸，希望以此引起这些政策研究或立法部门的注意。两年过去了，邵长良家还剩下三千份报纸，全部摆在卧室的地上，使狭小的房间显得更加拥挤。

邵长良始终在等待契机，随时向出租行业的垄断发起挑战。

机会终于来了。今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当天，邵长良联合2名出租车司机向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前身是出管局）提出个体经营出租车申请，这一举动带来更为直接的后果是：上千名出租车司机向运管局提出了相同的申请。

7月12日，市运管局批复：不予批准。理由是：依据《北京市“十五”期间发展规划》，北京市出租汽车实行总量控制，现出租汽车已达到控制目标，不再投放新的运力。三天之后，邵长良再次向市运管局提出申请，要求召开听证会，结果是听证申请被驳回。

根据《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益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但是，运管局在受理邵长良的申请时并没有这样做，因此他认为这是违法的。而且，邵长良还认为，运管局不予批准的依据也不合法。

于是，9月1日，邵长良对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提出行政诉讼。

“反垄断之所以这么难，就是垄断部门滥用职权造成的，为的是保持垄断部门和经济寡头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益。”邵长良认为，《行政许可法》的根本内容就是严格限制政府乱用审批权力把人民群众排除在市场经济之外。因此，在邵长良看来，他提起诉讼的目的就是“用法律捍卫公平竞争的‘国民待遇’，维护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领域里公平竞争的权利。”

“我现在更没有退路了”

邵长良在反垄断的道路上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家庭。为了调查或赶写报告，邵长良有时候连续几天不能出车。“反垄断是对的，但依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每到这时候，妻子总是这样劝告邵长良。

时间久了，邵长良和妻子的矛盾越来越深，经常因为反垄断的事情发生争吵。2002年，因不能忍受邵长良“太不顾家庭，关心的全是社会”，妻子最终和他离了婚，两个女儿归邵长良抚养。其中，一个女儿读小学二年级，另一个女儿上大专。为此，母亲对儿子也更加埋怨。

“她（前妻）这么做，我完全理解。”邵长良叹了一口气说，“离婚都是因为反垄断造成的，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说真的，我现在真有点后悔。”

邵长良不停地抽着卷烟，讲到存在的问题时，经常引用法律条文和政府规章加以分析，并没有过激的情绪化言辞。但是，一旦讲到个人的艰难处境时，他会不自觉地频繁变换坐姿，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邵长良平静的谈吐难以掩饰其不平静的内心。

离婚后，邵长良把小女儿送到了姥姥家，自己一个人过。

今年5月份以后，邵长良便不再开出租车，在家里专心做一个研究课题，主题是北京出租车行业现状和改革思路，这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委托他做的，本计划在7月份举行的一个规格很高的大型研讨会上做一次演讲报告。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次研讨会被取消了，但邵长良长达9页的“最底层源头学术报告”（邵长良语）却一直保持到现在。“我的公民源头学术报告终于写成了，土的要命，但是很实际，它反映的是社会民众的真正呼声。”邵长良在报告中写到。

民间课题没有研究经费，邵长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是靠每月300多元的失业救济金过日子，生活很没有规律，有一顿没一顿的。9月份以后，由于他以前所在的出租车公司没有给他交失业保险费用，他的失业救济金被停发了。这让本已困顿的邵长良更是雪上加霜，生活更加艰难。“我不能靠空气生活，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邵长良以前曾想过转行，一方面是为了多挣些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远离出租车这个“是非之地”。但是，由于没有其他专业技能，换工作对于他而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家早已破碎了，我现在更没有退路了，按照我的性格和信念，我会把反垄断进行到底。”此时的邵长良，语气坚定而充满信心。

对话

记者：反垄断过程中什么时候感到最艰难？

邵长良：反垄断的路始终很艰难，家人和社会上很多人都不理解。最艰难的时候是出现在“家庭危机”之后，工作本来很累了，但还要尽可能抽出时间去调查，而当回到家之后，还要受到家人不停地数落，说我偏激，没有家庭责任感。这让我心情沉重，每天都不愉快，我不断地问自己我究竟应该怎么做，我这么做有没有价值。

记者：在最艰难的时候，您怎么挺过来的？

邵长良：首先是我的性格和信念支持着我，我认为是正义的东西，就应该做到底。其次，王克勤的报道出来后，全国很多地方的出租车司机组成代表团来到北京，找我们座谈，反映他们当地的情况。这使我感到了一种外在的支持和力量。此外，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专家学者也给了我很大的动力，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和政府反映北京出租车行业存在的垄断问题。温家宝总理和王歧山市长最终作出批示跟这些人的支持密切相关。

记者：现在家人还这么反对您吗？

邵长良：和以前相比，现在好些了，他们不支持，也不反对。现在家里的态度是只是要求我不能太影响家庭生活。

记者：如果有朝一日反垄断取得成功，您认为自己起到了什么作用？

邵长良：反垄断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只能对真实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反映出来，至于解决问题还要更多的依靠专家学者和人大、政协委员和整个来推动。从这方面来看，我仅仅只是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记者：您觉得自己像个“斗士”吗？

邵长良：我觉得应该是（笑）。为反垄断我花费了八年时间，婚也离了，付出了很多，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记者：您想过这个“斗士”的名号也许给您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吗？

邵长良：我没想过，也觉得不可能。不管反垄断成功与否，我始终是一个平民。如果以后还从事出租车行业，我还必须通过参与公平竞争，进行优质的服务来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

记者：除了反垄断，您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邵长良：信念和生存对我而言都是同等重要的东西。我现在最想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但是，从现实的情况看很难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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